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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权益的保护之初探

山东师范大学 杭鹏

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家庭义无精力顾及家务，保姆这一行业随之发展起来。保姆业，或者说家政服务业，在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给一大批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当保姆为他人辛劳服务时，她们的权益却遭到了严重侵害。怎样保护保姆的合法权益?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保姆权益，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生命无忧，但须需做手术方可免于终生瘫痪。可是，贫穷的周岱兰对于高额的医药费无能为力；已为其支付2万元的雇主也表示难以为继。律师告诉周家：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保护范围之列。
其实不知周岱兰一人，全国各地的保姆们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都很难得到必要的保护和救济。许多劳动中介机构按月向保姆收取中介费却不对保姆负责；因未订立劳动合同，劳动中介机构和雇主就保姆工伤、福利等相互推诿；其他劳动则享有的假日加薪，在节假日承担比平常更多劳务负担的保姆却不享有……可以说，保姆权益受损几乎是全方位的。
保姆权益受损背后的法律真空。由于保姆业的隐蔽性、分散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未将其纳入劳动者范畴，这意味着保姆连劳动者的身份都不想游，更谈不上用劳动法维权了。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对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雇主通过中介或熟人方式雇用保姆，由于雇主非用人单位，保姆又被排除在了劳动合同法保护范围之外。即使劳动关系的确立不再以是否订立劳动合同为标准，这对于被排斥在劳动法之外的保姆也没多大意义。她们利益受损只能求助于民事赔偿，而民事赔偿数额通常是不能与劳动赔偿相比。保姆的合法权益，成了一个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二、家政公司的两难处境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人们颇兴奋了一番，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派遣作了详细规定，只要将现在的家政公司改造成劳务派遣性质，与保姆订立劳动合同，是其成为公司员工，就可忽略上一节提到的法律真空，保障保姆合法权益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经验告诉我们，一部新法律的实际效果常常与他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就在人们为劳动合同法欢呼时，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家政公司纷纷宣布中止已在尝试的福利性质的保姆员工化道路，打算以后只做 中介服务，以求自身生存。为什么会这样？
在实际生活中，家政公司分为两种模式。单纯的中介公司，只负责介绍保姆与雇主见面，有保姆与雇主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需为此承担责任；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公司，以公司名义与雇主签订服务合同，保姆受公司培训管理委派向雇主提供服务。后一种就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务派遣，也是今后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趋向。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若所有保姆都能成为正规家长公司的员工，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工资社保福利待遇，对保姆来说当然再好不过。可与此同时，这也将大大加重家政公司的负担。在当今家政服务费偏低的现实中，绝大多数家政公司的利润比其他行业微波许多，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法律义务意义上的保姆员工化。
于是家政公司面对劳动合同法，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事先保姆员工化，以求提高企业的专业服务水平；而实现保姆员工化，无疑要承担很重的负担，也许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别说做大做强了。因此，许多家政公司只希望保持中介服务身份，尽量厘清与保姆的关系，而这一结果的最大利益受害者，还是保姆。

三、保姆权益保护的法理依据
保姆业是劳动者。在劳动法中，劳动者是指达到了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无论经过何种方式，保姆一旦在雇主家中从事劳务，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给雇主生活提供了方便和舒适，并一次获得报酬，她们就属于劳动者。法律不应当因为保姆工作的隐蔽性、分散性就否认她们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无论保姆是否订立劳动合同，跟谁订立合同，都有权受法律保护。
劳动法的鼓励稳定原则要求对保姆权益提供保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决定经济发展，劳动部稳定的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这也是社会利益的最高层次。现实中，保姆权益得不到保护，致使许多保姆放弃了该职业，造成了近年来一些地区的“保姆荒”现象，已经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鼓励稳定原则要求社会从多方面保护保姆权益。
劳动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保姆权益保护的最大义务主体是负有社会公共服务责任的政府。行政法学福利论认为，在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中，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是不断为公民谋取福利的义务，而公民具有充分享受福利的权利。因此，当保姆权益遭到侵害需要保护救济时，政府当然地负有相应救济和保护的义务。

四、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保姆权益保护现已上升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他涉及了树木巨大的保姆、雇主、家政公司三方利益主体，影响《劳动合同法》的有效实施；它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凸现了导致我国社会不和谐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因此，用关方面应采取措施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一?在立法上切实有效的保护保姆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当前保姆利益受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也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在以后最高院司法解释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活动中，应将劳动作扩大解释，把保姆?不论是劳务派遣保姆还是私人雇用保姆?纳入劳动者范畴，为保护保姆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府应当扶持有实力的正规家政公司做大作强，净化家政市场环境。现实中，保姆权益受损通常是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机构所致，从这一方面看，劳务派遣性质的家政公司确实值得提倡，只是这样商业成本太高。对此，政府应对实现家政服务员工化的正规家政企业提供优惠和补贴政策，保证保姆能和其它工种一样获得工资福利保险等权益。
?三?政府劳保部门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出台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虽然我们鼓励劳务派遣式家政服务，但现实中仍将有雇主、保姆出于眼前利益私雇模式。对此，出台类似于集体合同的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规定任何低于该标准的合同都无效而执行该标准，将有利于保障私雇保姆的权益。
?四?强制雇主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劳动合同法拒绝将私雇保姆纳入其规制范围，尤其合理考虑。相对于用人单位，个人或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很低的，让雇主处于用人单位的地位很可能会因保姆的意外伤害而倾家荡产，这对于雇主也是不公的。因此，法律应课加给雇主一定的注意义务，强制其为私雇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借以转移或减少雇主风险。若雇主据购保险，则有可能因违反注意义务承担高额赔偿，这也是对其应有的惩罚。

愿那些为别人提供方便与舒适的保姆们，也能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2013年4月20日发生在四川雅安的7级地震,让人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地震发生之后,不少人都在反思,经历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为什么没有准确预报此次地震呢?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2009年5月修改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我国地质灾害频发现象,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在地震的预测预报,还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防灾减灾过程中,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我国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省级地震局的预报意见可以直接报给省政府发布,而不需要等待国家地震局进行评估。已经发布地震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的异常,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由地市州县的人民政府48小时之内对外发出地震预报。这样的规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汶川大地震预报发布不及时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可以这样说,在地震预报方面我国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情报,及时地预报当地地震情况,而不需要层层上报,不需要让国家地震主管机关专家会诊,由国家地震局统一对外发出预报信息。这样做可以节省信息传递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局部的地震预报,探知更大范围内的地震情况。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地震预报仍然强调的是“行政主导”,地方政府在地震预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重大信息披露错误,必然会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当地的企业或者个人追究政府的责任,或者上级政府追究地震预报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官员将难以逃脱干系。正因为如此,即使有个别组织或者个人发出地震预报,地方政府官员也不会作出积极的响应。这不是一个技术评估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责任或者说是法律责任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我国下放了地震预报信息发布权,但是从整体而言,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仍然体现了集中预报的原则,换句话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省级人民政府和地市级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才能发布地震的“临震”预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评估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假如国家地震主管部门认为,不属于“紧急情况”,发布的地震预报不是临时性的地震预报,那么,如果预报准确,地方政府可能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临时性的地震预报不准确,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地方政府可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在地震灾害的预报问题上,宁可选择沉默,也不会贸然地发布地震预报或者临时性的地震预报信息。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法律规范,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缺乏“社区自治”的观念,即使在地震预报这样带有强烈技术色彩的领域,仍然强调统一发布的原则。可以想见,在层层信息申报和过滤过程中,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将会被抛弃,只有在所有明确信息同时汇集到国家地震主管部门的时候,国家地震主管部门才会作出及时的预报。而大自然不会给国家地震主管部门这样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地震预报和信息发布过程中,虽然不排斥地方政府的预报信息发布权,也不排斥民间地震预测工作和信息的发布,但是,出于稳定的考虑,在地震信息的发布环节,那些来自民间的乃至来自地方政府的地震信息不会得到充分重视。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地震的预报都是一个科学难题,但是,在我国目前这种独特的法律制度下,很难有效地建立地震信息的预报发布机制。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紧急动员,国务院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灾抢险工作。这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地质灾害的应急机制,在关键时刻能够有效地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大山深处,那些孤立无援的地震受害者,不得不等待相关部门的救援。即使中国政府采用现代化的救援设备,也无法在第一时间赶赴深山密林,救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受灾群众。为什么不能在城乡规划和社区居民安置方面未雨绸缪呢?过去人们经常使用“生态移民”这个概念,认为生态移民会改变传统的文化结构,会改变居民的生存生活环境,会让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家园。

　　坦率地说,笔者也曾经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进行大规模的地质灾害普查,对那些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实行生态移民,那么,不仅可以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大大地降低地震灾害发生之后抢险救灾的成本。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是一个值得广泛宣传而又必须尽快推广的战略决策。为什么不能在地质灾害发生之后,严格依照我国城乡规划法,重新绘制我国城镇化的蓝图呢?

　　当人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些深山峡谷居民点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人民解放军徒步行军,在深山野林寻找受灾群众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志愿者跋山涉水,去寻找那些散落在村庄失踪者的时候,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改变人们的生存和居住环境,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同时也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年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生态移民活动,曾经遭到各方面的抵制。现在看来,除了扶贫开发移民之外,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生态移民,重视那些生活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或者生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环境中的普通居民,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出深山,摆脱地质灾害可能带来的危险,真正融入现代化的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快修改我国的城乡规划法,改变过去那种屈从于自然或者“顺从自然”的规划模式,坚持自愿的原则,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存条件。

　　总而言之,四川雅安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信息的发布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社区自治”的原则,充分关注每一个地质灾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区自治的信息筛选和发布机制。国家地质灾害防治部门应当提供技术支撑,应当为社区居民防灾减灾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在地质灾害的防治方面,应当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修改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在对地质灾害进行科学普查的基础上,重新规划我国的城乡居住区,尽可能地避开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让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让救灾不再变成大规模的探险活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