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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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
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结合我省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现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农村个体工商业对促进农村商品生产有着积极的作用。各地应当根据中央[1984] 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结合本地区的资源和经济技术条件，继续放宽登记管理范围。
（一）农村居民，凡拥有一定资金、场地、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具有一定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较长时期（一年有三个月以上）从事工业、手工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商业、房屋修缮业、运输业和贩运业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均可作为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者），进行登记管理
，发给营业执照。
（二）要求出县、出省做工的农村手艺匠人，可按规定发给“外出做工许可证”，要求发给营业执照的，也可发给营业执照。
二、农村个体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社会需要等不同情况，灵活掌握，区别对待。
（一）对于当前农村最需要的手工业、加工业、修理业、运输业、贩运业、商业、服务业、小能源以及各种为产前产后服务的行业，要热情支持，鼓励发展，及时办理登记发照。
（二）允许农民将分散的工、副业产品如沙石、石灰、砖瓦、预制件、竹藤制品，三类农副土特产品和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的一、二类农副土特产品收集起来，运销出去。
（三）允许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者）自愿组合起来，在车站、码头、集镇兴办行栈和货栈，为农副土特产品开拓销路。
（四）允许农民自办、联办屠宰场，并经营牛、羊肉和计划外的猪肉。
（五）允许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者）开粮店经营议价粮油。
（六）允许农民在旅游和游览区开办旅馆，经营饮食、照相业务和出售旅游工艺品、纪念品，但要服从风景名胜管理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房屋、摊点要按照规定和标准修建。
（七）允许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者）利用当地资源，同国营、集体、城镇个体工商业户联办各种生产加工、修理服务、贩运等业务，不受行政区域限制。但跨县联办的，须持所在乡或大队证明，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照后，方能开业。
（八）对技术性较强的农机具、机动车辆、农用电器修理及承建房屋、生产承重预制构件等行业，要经过技术考核，持有合格证明，才能发给营业执照，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经营饮食、食品、医药、运输、刊刻、旅店、图书、报刊、计量器具和兴办小煤窑等小矿业，必须经有关部
门审查同意后，才能发给营业执照。
（九）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自理口粮要求到集镇务工、经商和办服务业的，只要自己能解决房屋和营业店堂，都应当支持，尽量提供方便，以利于小集镇的建设。
三、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由于业务需要，可以按规定请帮手、带学徒、招聘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对技术性和劳动密集性较强或有特殊技艺的农村个体工商业户，请帮手、带学徒超过国务院规定的，经县、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可以发给临时营业执照，以利于传播技艺，发展生
产。
城镇退休职工，除病退者外，有传统技艺或能够恢复发展名特产品的，可以不受地区限制，接受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的招聘。愿意带学徒、传授经营管理技术的，也可以允许到农村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其退休待遇不变，保留城市户口。
四、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个体工商业领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川府发[1983] 159号文件精神，尽快建立个体经济管理机构。计划、农业、乡镇企业、商业、供销、粮食、物资、交通、税务、物价、银行、公安、卫生、城建、环保等部门，要相互配合，各尽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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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个体工商业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按规定缴纳税款和管理费用。不准偷税漏税，不准掺杂使假，不准欺行霸市，不准哄抬物价，不准破坏国家资源，不准进行其它违法活动。违者，由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保护农村个体工商业户的正当权益。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无偿占有他们的资金、设施和物资。向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收取费用，除省政府已有规定的外，必须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归口管理。对擅自收费或提高收费标准，侵犯个体工商业户合法权益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加制止
。个体工商业户也有权拒付或向政府和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提出控告。
198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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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亦文 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保险代位权/投保人/被保险人/国家
内容提要: 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是责任第三人，一般而言，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行使，但一些特殊身份的主体需要认真对待。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或国家，其仍可以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一致人，则一般不得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不过在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本人和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例外地可以成为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当存在对保险标的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三人时，不能让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投有保险而不当免责，应令其承担终局的损害赔偿责任，故保险人可以针对该第三人行使代位追偿的权利。一般而言，只要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本身可得由保险人代位行使，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存在。但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第三人，如果不仔细甄别并加以区分，就有可能对保险法或其他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构架造成冲击。反观我国《保险法》，除了第 62 条从反面排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作为第三人的可能性之外，对此问题并没有做更多判断。然而，随着我国保险代位追偿业务的逐步拓展，追偿对象的身份愈益复杂化，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国家，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第三人身份的反面排除限定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是否合适？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本身又该如何具体辨别？本文拟针对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对象逐一剖析，以期能够恰如其分地界定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为相关立法的改进和实务操作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一：投保人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1]在保险合同当事人的问题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存在差异。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为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和保险人（Versicherer），而被保险人（Versicherter）和受益人（Begünstigter）则属于保险合同关系人的范畴。[2]英美法则通常将保险人（the Insurer）和被保险人（the Insured，or the Assured）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诚如施文森所言，对于 Insured 一词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3]Insured 无法与 Versicherter 对译。在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方面，英美法仍不够精细，故应遵从大陆法系的基本认知。那么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之一的投保人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呢？
虽然《保险法》对此问题并未明确规定，但我国实务部门多予以肯定，认为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行使保险代位权。[4]德国《保险契约法》对保险代位的主要规定为第 86 条。第 86 条第 1 款规定，“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对于第三人有赔偿请求权的，一旦保险人填补其损害，该请求权移转于保险人。权利的移转，不得不利于投保人。”[5]如果仅依此条文的字面意思推论，保险代位权似乎是为了防止投保人双重受偿而设，由于保险人移转获得的是投保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代位的对象就不可能是投保人。但是该规范存在一定问题，它并没有准确界定损失填补原则适用的法律主体。实际上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在拥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因同一保险标的的损害事故拥有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故有双重受偿而违背损失填补原则的可能，进而才会有保险代位权的适用。
一般而言，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可以为投保人。其理由如下：第一，投保人是不同于被保险人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其不受损失填补原则的限制。纯从法律关系的构造而言，损失填补型保险是一个典型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保险实践的早期，保险合同都是为自己利益合同，投保人投保时一定会将自己设定为被保险人。即便在当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一人，也是现实保险法律关系的常态。但是在损害填补保险中，被保险人是指其保险利益受该保险契约保护的人。[6]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在损害填补保险中是保险金受领权人。而被保险人又是一切损失填补保险法律关系中都存在的法律主体，那么投保人支付保费，却让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领保险金，这无疑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哪怕在一个具体保险关系中，某人同时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然而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同一并不排除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区隔。更何况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的情况还很多见。第二，将投保人排除在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之外，不仅不公平，也可能造成不测的社会后果。民事责任的免除必须具有合理依据，由于投保人不是保险保障的对象，针对投保人的代位追偿，并不会导致保险保障机制的重大破坏，而如果仅因投保人替被保险人投保并缴纳保费，就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并免除自己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如将投保人从对象范围中不合理地排除，将滋生道德风险，令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可能遭受不测之风险。第三，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实践中投保人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该他人一般会与投保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或经济联系，否则投保人也不会以保险形式给予他人利益，但是“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并不一定等同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只有那些与被保险人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人才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而临时的、偶发的利益关联并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论。
不过保险实务中也存在种种特殊情形导致保险代位权不能对投保人行使，比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又或者投保人是“与被保险人同居共财而具经济关系共同性的人”。尽管如此，也应认识到，投保人在这些情形下也并非是因其投保人的身份而不能作为保险代位的对象。
二、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二：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相关人是否可以作为保险代位的行使对象，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问题。
（一）保险代位求偿对象的排除：一般情形下的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为保险的保障对象，一般而言，如果允许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代位追偿，将是对保险制度机理的重大破坏。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法定移转而获得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故而保险代位的对象一定是被保险人、共同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英美法一般也认为保险人不能向被保险人代位求偿。其理由在于“被保险人不能自己起诉自己”（the assured cannot sue himself）。[7]这是因为在采程序代位理论的英美法系中，保险人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来进行代位求偿，如此在诉讼中就是被保险人起诉被保险人，显然十分荒谬。英国发生的一个经典判例是 Simpson ＆ Co．v．Thomson 案，被保险人拥有两艘商船，其中的一艘撞坏了另外一艘。保险人想以作为“无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的名义起诉也作为“有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这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之后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海上保险合同中通常都会约定“姐妹船条款”（Sistership Clause）。[8]美国法上与此相关的是所谓“保险代位排除规则”（Anti － subro-gation Rule），并且在 Chubb Insurance Co．v．DeChambre 案中更为明确地说明了此原则背后的两点公共政策考量：其一，保险人不得将损失转嫁给被保险人，而避免被保险人已购买且以保费形式付款的保障；其二，保险人不应处于存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位。例如保险人可能在代表作为原告的被保险人时取得相关资料，但却用于之后对作为被告的被保险人的求偿之中。[9]
（二）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然而，上述认识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言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存在例外。一般而言，保险的本旨在于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可是在政策性较强的强制责任保险中，“保护受害人”是立法的首要目的。[10]此外又由于责任保险所保障的被保险人是加害人，因此在保险的内部构造上存在一些调整，而这些差异性又最终导致了在保险代位求偿对象问题上的不同寻常。依据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假如因为某些因素，导致保险人在内部关系上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给付义务而免责的，为了保护被害人，仍然要求保险人在外部关系上被规定为连带债务人，此种强迫保险人负担超过其内部关系上的责任之状况，在德国法上是透过赋予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依照连带债务之内部求偿的方式来还原，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代位求偿关系。[11]
与此相类似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2 条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但是此两处条文规定的权利架构与德国法不完全一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认为是法定债权移转，而德国将其看做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求偿权。《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没有明确表明该追偿权的性质，不过在学理上一般认为该追偿权与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规定的代位权是同一种权利，只是立法上的用语存在差异。[12]我国也确实存在判决支持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13]其基本原理在于，虽然在一般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之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的发生属除外不保事项，但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政策保险，为使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从而尽可能对保险人给付条件予以松绑，即使被保险人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保险人仍予理赔。不过被保险人对其恶意行为最终仍须负赔偿责任，故赋予保险人于理赔后可向被保险人请求的权利。[14]为保护受害人而将部分除外危险予以内部化以及事后还原，[15]是理解该针对被保险人之代位求偿权的核心。
不过台湾地区也有学者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提出了质疑。本条规定保险人应予例外承保，似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虽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权利，但保险人必须承担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再者，保险人乃危险共同团体之管理者，应为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利益行事，若由保险人向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即被保险人代位追偿，似有违保险法理。故当被保险人有故意或恶意行为致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宜由保险人承保，而应由特别补偿基金予以补偿。[16]这些质疑并不能成立。第一，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时候的确可能面临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但如此安排是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这一首要目的的贯彻，并不违反对价平衡原则。如果说例外承保不妥，那么保险人被强制承保，且不允许退保，岂不更是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第二，针对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恰恰是维护危险共同团体的整体利益的，并不违背法理。被保险人即使不向保险人承担责任，原本也应向受害人承担责任。保险人维护的是危险团体的整体利益，被保险人不具有将此责任风险向保险人移转的正当基础，如果保险人此时不能对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无异于让除被保险人之外的其他危险共同体成员承担不具有可归因性的不测风险，显然不公。第三，特别补偿基金（在中国大陆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弥补交强险的不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贯彻不盈不亏原则，且由商业保险人具体经营，虽不能营利，至少是不会造成公共资源的负担，但是特别补偿基金由国家财政负担，代位追偿实际所得有限，又无法通过保费收取来消化垫付费用的损失，如果承载过多功能，无疑会使基金不堪重负。故特别补偿基金（或救助基金）应将其补助限定在一个必要的有限范围之内，能通过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解决的问题，尽量交其解决。
（三）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还可能存在被保险人和保险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对受害人共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这时一旦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且保险金的数额超过被保险人在连带债务中应承担的份额，被保险人的此项内部分担求偿权在保险人给付的金额范围内移转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得代位求偿。[17]这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除了前述对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台湾地区学者称之为“隐藏性除外危险的代位”）之外的另一保险代位情形。笔者认为，只要是与被保险人之间形成了连带责任关系的第三人，在保险人赔付超出被保险人内部分担数额的保险金之后，保险人就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该第三人的追偿权利。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能包括雇用人、法定代理人、非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等等。[18]较为特殊的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由于实务中格式化的保险合同都包含“按责任赔付”条款，该条款约定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数车共同肇事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只负责在己处投保的车辆驾驶人的事故责任，而不承担连带责任，故更不可能针对其他车辆驾驶人进行保险代位求偿。因此，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不属于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33 条对此进行了规定，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无相应条文规范，存在疏漏。尽管直接援引《保险法》第 60 条并加以法理推导，同样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但是因为法律规范的缺失，我国的司法实务却往往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典型如我国福建省漳州市中院（2007）漳民终字第 46 号判决。在该案中，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共同对受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的最终责任承担比例各为 50%。法院认为，受害人径直要求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于连带债务的原理，被保险人应支付请求的相应数额，但是保险公司仅在被保险人最终负担的份额（50%）内对受害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超出的部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转嫁给保险公司，只能是由被保险人先行负担，再向另一致害人追偿。[19]按此逻辑，保险人既然对超出部分无须赔付，更岂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连带赔偿责任人的损失分担请求权。我国保险实务中的这一做法无疑与法理不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首要目的即在于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无法就超出被保险人最终负责部分获得保险赔付，而只得向可能陷入无资力状态的被保险人或另一致害人求偿，显然对受害人保护不足。此外，既然在外部关系上被保险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作为责任保险之一种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就应当依据被保险人需要赔偿的金额来进行保险赔付，而不应因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去主张减少保险赔付。那么在保险人按照外部连带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给付之后，自然可以依据被保险人对于连带债务人的内部求偿权代位追偿。所以为了避免保险实务中再一次的误判，该种类型的保险代位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作出明确规定。
三、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三：国家或公法人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该第三人是否包括国家或公法人，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又是否不仅限于私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还包括国家赔偿呢？《国家赔偿法》无论修订前后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保险法》第 60 条也语焉不详。在保险市场高度发达和国家赔偿制度十分完善的欧美国家，该问题的出现屡见不鲜。基于法律的前瞻性，有必要就此作理论上的储备，以利未来以修法明确之。笔者认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包括国家或公法人。
（一）基于比较法考察的认知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曾经是两大法系通行许久的认识，近代以来日益松动。在德国，因职务行为引起的赔偿和补偿诉讼由普通法院主管，最初仅针对公务员个人提起，后来才逐渐允许针对国家或者其他行政主体提起。[20]正因为公务员可能承担最终责任，为避免其负担过重并影响行政效能，德国法上有所谓次位条款（又称为免责特权）的规定，[21]只有在受害人“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赔偿”的情形下，过失违法的公务员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共同侵权人或者受害人投有保险的话，公务员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然而不管采国家代位责任或是国家自己责任，该赔偿责任现今事实上基本都由国家来承担，此规则旨在减轻公务员负担的设立意义已遭极大减弱，不仅在学理上遭到批评，而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次位条款已“过时”，应逐渐废除。根据判决，次位条款在受害人已有保险（无论是社会保险、政策保险，还是商业保险）的情形下也不得再适用。因为保险给付不是对加害人的授益，而是给受害人的保护。[22]在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保险金之后，受害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就自动移转至保险人处。
对于政府行为，普通法直到很晚都保留着大陆法早已抛弃的国家豁免权。针对民事侵权的豁免权直到1946 年的《联邦侵权赔偿法》（Federal Torts Claims Act，简称 FTCA），美国才同意接受针对政府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23]并且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由保险人针对联邦政府提起的代位侵权之诉这种衍生的诉讼（Derivative Suits），并不为该法案所允许。美国联邦政府在诉讼中一般也会提出抗辩，其一，《诉权转让法》（Assignment of Claims Act）明确禁止将对政府享有的诉权转让；其二，《联邦民事程序规则》（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 17 条第 a 款规定所有的诉讼仅能以真实利害关系人的名义提起，而作为代位权人的保险人并非“真实利害关系人”；[24]其三，主权豁免的放弃必须严格法定，而联邦侵权赔偿法中没有提及保险代位或诉权转让；其四，允许该诉讼就是事实上否定了联邦政府对实际受害人提出反诉（Counter －Claim）或和解（Set － off）的权利。[25]但是而今允许保险代位之诉针对国家提起，已成为基本共识。[26]第一，《诉权转让法》禁止的只是意定让与，而保险代位是法定让与。第二，无论保险人全部还是部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它都是真实利害关系人，区别只在于它是单独的还是共同的。第三，联邦侵权赔偿法并没有明确否定保险代位权的适用，何况必要共同诉讼的存在使得联邦政府依然可以反诉或和解，也没有令国家受到程序上的不利益。针对联邦政府的代位赔偿之诉不仅符合对法案的合理解释，且在实践中很有必要。
论违约责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摘 要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大陆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例外。我国法采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制归责体系，在合同法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
关键词 合同 违约 过错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乃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而归责原则就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违约责任成立的法律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之后，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违约责任采严格责任归责原则。那么，我国违约责任是否承认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学者间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
过错归责原则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范围的根据。对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同。
（一）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1]按照罗马法，过错可以是故意的，也可是过失的。故意（dolus），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不当，将危害他人的权益，而仍加以实行或听任损害的发生。故意是对诚实信用而言；它违背了交易应遵守的一般道德规范。过失（culpa），是指行为人免于注意（diligentia），即行为人本应注意，又能够注意而不注意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是对行为的后果有所认识，他应当预见，但因疏忽而未预见，或虽预见，而确信其可以避免而不至发生。[2]随着社会发展，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产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如为了保证商旅的安全，大法官规定，凡船东和旅店、马厩的主人对旅客携带的物品、马匹负有特别保管的义务，除由于旅客的过失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外，对其毁坏、丢失，都要负赔偿责任，即使他们受雇人的选任和监督是无可指责的。[3]
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学者指出，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4]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5]《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于此适用第827条，第828条的规定。（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6]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具体规定是：“1、债务人对故意和过失承担责任，但既未规定更为严厉的或较为轻缓的责任，也无法从债务关系的其他内容中，特别是从承担担保或购置风险的事实中，推知应加重或减轻债务人的责任。为限。准用第827条和第828条的规定。2、过失是指没有尽到交易中应当尽到的注意。3、不得事先免除债务人因故意而产生的责任。”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例如，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换言之，问题在于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此一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absolute），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7]“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一般来说，被靠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8]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a law of strict liability），相应的救济体系的运作是不过问过错的。[9]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亦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这主要表现为：1、在手段债务案件中，法院坚持认为应证明被告有过错始得使之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专业服务场合更是如此；专业人员没有过错而被认定承担责任，这是非常罕见的，换言之，专业人员并非“担保”作出的意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可靠性，他们并不一般性地“担保”结果。此类案型已得到了许多现代判例的支持，而且，其原理在英国已经为1982年《货物与服务供应法》所奉行。[10]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多次提到“正当拒收”（第2602、2603、2604条）、“正当理由的要求”（第2609条）、“善意及时”、“合理的方式”（第2712条）、“正当撤销”（第2711条）等用语，并且将行为的正当性或具有正当理由作为违约与非违约的区别。由此可见，违约行为中包含了过错，如果当事人具有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则不构成违约行为。[11]2、在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20（2）条规定：“由于买方或者卖方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由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3、在1903年的krell诉Henry案中，英国上诉法院确立了合同落空原则：“双方当事人以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为基础而签订合同的，如果规定的事件没有出现或者被取消，就可能导致合同履行受挫，并免除当事人的责任。”[12]英国1943年《法律改革（履行受挫合同）法》第1（1）条对该原则作了规定：“一份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合同变成不可能履行，或者以其他方式履行受挫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因此免除了进一步履行合同的责任。”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88条亦规定：“凡以任何一方应取得某种预定的目标效力的假设的可能性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基础时，若这种目标效力已经落空或肯定会落空，对于这种落空没有过错而受落空损害的一方，得解除其履行合同的责任。”但是，如果致合同落空的事件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选择所造成的，则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并非由于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客观事由，而是由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致合同难以履行的，就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而应当追究违约的违约责任。
（三）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
“法律责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从这种意义上，法律责任也是一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纠恶或纠错的机制。”[13]违约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同样具有上述性质。而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违约责任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各异，正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价格判断标准。
罗马法是从各种具体的合同诉讼，如买方与卖方之诉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违约责任中的过错问题。[14]《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得奠定。”[15]它不仅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反映出了过错与赔偿相比例的思想，过错愈重则赔偿愈多，反之过错愈轻则赔偿愈少。由于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将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限于其有过错的场合，这样给法官某些灵活余地，从而排除了能够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免责机会的情事变更原则。《德国民法典》“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思想的鲜明烙印，而且因此有如拉德布鲁赫所谓‘与其说是20世纪的序曲毋宁说是19世纪的尾声’”。[16]过错责任原则在德国的正当化与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其消极机能方面恰恰能够保障行为的自由，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指出：“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17]
英美法系国家采严格责任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其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债权人损失，从而能够根据公平观念分担损失。在19世纪，合同法地位显赫，合同法被视为是基于在市场关系中行使的个人选择。合同法本身并不关心资源的配置，它所关心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其结果之一便是合同责任被看成是严格的，一旦某人允诺做某事，他便要被要求履行，或者在不履行时支付损害赔偿；至于后发的事件使得对该允诺的履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甚至成为不可能，这则是无关紧要的。[18]英美法实际上将任何合同都当作合同当事人所提供的一项担保，当事人负有的合同义务具有绝对性，即“对非当事人所能预料的事故所致合同履行意外受阻的情况，当事人本可以在合同中订立一项免责条款，如果未设定免责条款，则认为当事人应负绝对的履行义务。”[19]因此，一旦出现违约，违约方无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采用二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途同归的结局。”[20]
二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采何种归责原则，学者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便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21]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22]第三种观点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23]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一）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即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不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采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其优点：1、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受害方只须证明违约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违约方亦无须证明自己对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主观上无过错，只要有违约行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违约责任以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为构成要件，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与违约责任无关。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仅仅在于证明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体现在诉讼和仲裁上，由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存在与否证明与判断相对较易。2、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与违约责任直接联系，有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即有违约责任，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这样有利于增加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促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合同，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从而保证合同的严肃性。3、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是法律强加的。法律确认合同具有拘束力，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不过是执行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而已。这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此外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24]
（二）我国《合同法》在坚持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同时，规定了过错归责原则。这符合我国合同立法、司法的一贯的内容和精神，可以说是对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的经验的总结。[25]立法上，我国合同法律一般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按照我国从民法通则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民事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例外。因此，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为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在违约责任中，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过错是被推定的，即当违约事实出现后，法律直接推定违约方有过错，债仅人负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义务，但允许违约方举证自己无过错，从而推翻法律的推定使自己不负违约责任。”[26]作为民事特别法的《经济合同法》不仅强调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而且明确了过错为确定违约责任范围的重要标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亦没有完全否定过错责任原则。司法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一贯重视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关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问题”之（一）规定：“在查明经济合同案件的事实后，按照《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过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明确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是解决纠纷的基础。”我国《合同法》并未摒弃过错归责原则，而是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
我国《合同法》坚持过错归责原则，有其重意义：1、体现了违约责任的道德属性。我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化的特征，“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27]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直至今天仍然现实地存在着。我们应当努力发掘这一法律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注入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使中国民法增添异彩。因此，强调违约责任的过错责任的补偿功能的同时，重视违约责任的惩罚和教育功能。通过对过错违约的行为的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发挥了合同法惩罚和教育当事人的作用，有助于淳化道德风尚，保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贯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适应鼓励正当交易和竞争的需要。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促进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为此，必须赋予和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交易和自由竞争权。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当事人一方面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违约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只要尽到合理的注意，就可依法不承担违约责任。这为市场主体从事正当的交易和竞争提供了明确的范围，不仅能够避免使违约方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后果，而且有利于强化合同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正当地实施交易行为和进行自由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3、符合不同违约责任方式的特征和意旨。损害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其他违约责任方式（如解除合同责任、继续履行责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意旨。解除合同责任是将原合同债务内容消灭，继续履行责任是债务人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原债务内容不变，两者均不产生新的债务问题。而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债权人所受损失的填补，是对原有债务内容的改变。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除了要有债务人不履行或者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应当具备主观要件，债务人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要有过错。将过错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正是考虑到其自身的特殊性。
三
我国《合同法》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主要有：
（一）《合同法》总则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责任免除。由于故意违约行为表现了对合同义务和他人利益的漠视状态，故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不得通过免责条款对故意违约责任加以免除。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个条文中明确提出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概念，表明了我国合同法律对过错程度的重视。《合同法》根据当事人一定的主观心理状态（如故意和重大过失）来进行违约责任的分配，不仅有事后的损害分配的功能，而且有敦促当事人谨慎从事活动的意旨，可以起到提醒、鼓励当事人恰当地活动以及照顾他人正当利益的作用，具有避免和减少对于社会资源浪费的意义。
2、预期违约责任。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履行期限届至之前的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和默示的预期违约。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不论是明示的预期违约的“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还是默示的预期违约中的“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都说明预期违约必须是当事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责任的主观要件要求是故意的。
3、加害给付责任。加害结付又称积极侵害债权，是指债务人履行给付不合债务本质，除发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之外，更发生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债务人应当承担履行利益之外 的损害的一种赔偿责任制度。按照德国的判例和学说的观点来看，债务不履行的过错，原则上对积极侵害债权（即加害给付）是适用的。在我国，加害给付责任应以债务人具有过错为要件。[28]《合同法》第112条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这一条文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的内容中，就包含了加害给付的制度。[29]
4、合理预期规则。根据这一规则，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得超过其订立合同时已经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条文确立了合理预期规则，违约方对不可预见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实质上是说违约方对自己主观上无过错的后果不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体现过错归责原则的精神。
5、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在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传统民法实行过错归责原则。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中所要求的“欺诈”是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实行过错归责原则。
6、减轻损害规则。根据这一规则，一方当事人违约并造成损失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对扩大的损失负责。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这一规定减轻损害规则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的要求，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违约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表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后果负责。
7、双方过错的责任承担。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依此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序和大小来确定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合同法》分则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赠与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91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赠与合同属于单务、无偿合同，从公平的观念出发，赠与人的责任应当有所减轻。我国《合同法》基于保护赠与人的意旨，规定赠与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以减轻赠与人责任。
2、承租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22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租赁合同生效后，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所以承租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保管租赁物。承租人“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227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支付租金是承租人的基本和主要义务，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的，亦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出租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的反面含义是，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即承租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揽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65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承揽合同生效后，由承揽人占有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所以承揽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加以保管。承揽人“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承运人和托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02条第一款、第303条第一款和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旅客自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者托运人、收货人本身有过错的，承运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依《合同法》第120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320条规定：“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在多式联运合同中，托运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如交付危险货物时，未告知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的危险特征及预防措施，从而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
5、寄存人和保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70条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寄存人未告知有关情况，说明其主观上是有过错，非但不能要求赔偿保管物的损失，而且可能须赔偿保管人的损失。《合同法》第374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合同法》采严格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比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更重，还须就通常事变负责，除法定免责事由外，在保管期间发生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不论保管人主观上是否具过错，都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无偿保管合同中，保管人的保管行为并未获得相当的报酬，故保管人的注意义务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保管人如已尽一般人所应负担的义务，即无重大过失，则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只是有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比无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注意义务要重。
从《合同法》分则的上述规定可以看，我国《合同法》关于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个特点：1、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宗旨是将损失归咎于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否则，在一般情形下，不论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凡是有损失就予以赔偿，就使现代的损害赔偿制度落入原始的“加害原则”的旧巢。更为重要的是，在违约损害赔偿中适当地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可以处理好违约损害赔偿中的“混合过错”的责任归属问题。2、在许多情形下，法官不再要求受害方举证证明违约方须有过错，受害方只要能够证明违约方有违约行为和损害后果即可，违约方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实为被害人技术之应用，旨在保护被害人之利益，盖即有保护他人法律之存在，则行为人有妥为注意之义务，何况行为人是否违反保护法律侵害他人权益，一般言之，多不易证明也。”[30]也就是说，这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改进，而并非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改变，即是将受害方承担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改变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卫国著：《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关键词: 保险代位权/投保人/被保险人/国家
内容提要: 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是责任第三人，一般而言，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行使，但一些特殊身份的主体需要认真对待。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或国家，其仍可以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一致人，则一般不得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不过在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本人和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例外地可以成为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当存在对保险标的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三人时，不能让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投有保险而不当免责，应令其承担终局的损害赔偿责任，故保险人可以针对该第三人行使代位追偿的权利。一般而言，只要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本身可得由保险人代位行使，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存在。但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第三人，如果不仔细甄别并加以区分，就有可能对保险法或其他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构架造成冲击。反观我国《保险法》，除了第 62 条从反面排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作为第三人的可能性之外，对此问题并没有做更多判断。然而，随着我国保险代位追偿业务的逐步拓展，追偿对象的身份愈益复杂化，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国家，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第三人身份的反面排除限定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是否合适？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本身又该如何具体辨别？本文拟针对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对象逐一剖析，以期能够恰如其分地界定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为相关立法的改进和实务操作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一：投保人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1]在保险合同当事人的问题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存在差异。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为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和保险人（Versicherer），而被保险人（Versicherter）和受益人（Begünstigter）则属于保险合同关系人的范畴。[2]英美法则通常将保险人（the Insurer）和被保险人（the Insured，or the Assured）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诚如施文森所言，对于 Insured 一词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3]Insured 无法与 Versicherter 对译。在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方面，英美法仍不够精细，故应遵从大陆法系的基本认知。那么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之一的投保人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呢？
虽然《保险法》对此问题并未明确规定，但我国实务部门多予以肯定，认为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行使保险代位权。[4]德国《保险契约法》对保险代位的主要规定为第 86 条。第 86 条第 1 款规定，“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对于第三人有赔偿请求权的，一旦保险人填补其损害，该请求权移转于保险人。权利的移转，不得不利于投保人。”[5]如果仅依此条文的字面意思推论，保险代位权似乎是为了防止投保人双重受偿而设，由于保险人移转获得的是投保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代位的对象就不可能是投保人。但是该规范存在一定问题，它并没有准确界定损失填补原则适用的法律主体。实际上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在拥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因同一保险标的的损害事故拥有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故有双重受偿而违背损失填补原则的可能，进而才会有保险代位权的适用。
一般而言，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可以为投保人。其理由如下：第一，投保人是不同于被保险人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其不受损失填补原则的限制。纯从法律关系的构造而言，损失填补型保险是一个典型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保险实践的早期，保险合同都是为自己利益合同，投保人投保时一定会将自己设定为被保险人。即便在当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一人，也是现实保险法律关系的常态。但是在损害填补保险中，被保险人是指其保险利益受该保险契约保护的人。[6]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在损害填补保险中是保险金受领权人。而被保险人又是一切损失填补保险法律关系中都存在的法律主体，那么投保人支付保费，却让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领保险金，这无疑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哪怕在一个具体保险关系中，某人同时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然而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同一并不排除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区隔。更何况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的情况还很多见。第二，将投保人排除在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之外，不仅不公平，也可能造成不测的社会后果。民事责任的免除必须具有合理依据，由于投保人不是保险保障的对象，针对投保人的代位追偿，并不会导致保险保障机制的重大破坏，而如果仅因投保人替被保险人投保并缴纳保费，就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并免除自己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如将投保人从对象范围中不合理地排除，将滋生道德风险，令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可能遭受不测之风险。第三，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实践中投保人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该他人一般会与投保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或经济联系，否则投保人也不会以保险形式给予他人利益，但是“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并不一定等同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只有那些与被保险人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人才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而临时的、偶发的利益关联并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论。
不过保险实务中也存在种种特殊情形导致保险代位权不能对投保人行使，比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又或者投保人是“与被保险人同居共财而具经济关系共同性的人”。尽管如此，也应认识到，投保人在这些情形下也并非是因其投保人的身份而不能作为保险代位的对象。
二、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二：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相关人是否可以作为保险代位的行使对象，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问题。
（一）保险代位求偿对象的排除：一般情形下的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为保险的保障对象，一般而言，如果允许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代位追偿，将是对保险制度机理的重大破坏。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法定移转而获得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故而保险代位的对象一定是被保险人、共同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英美法一般也认为保险人不能向被保险人代位求偿。其理由在于“被保险人不能自己起诉自己”（the assured cannot sue himself）。[7]这是因为在采程序代位理论的英美法系中，保险人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来进行代位求偿，如此在诉讼中就是被保险人起诉被保险人，显然十分荒谬。英国发生的一个经典判例是 Simpson ＆ Co．v．Thomson 案，被保险人拥有两艘商船，其中的一艘撞坏了另外一艘。保险人想以作为“无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的名义起诉也作为“有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这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之后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海上保险合同中通常都会约定“姐妹船条款”（Sistership Clause）。[8]美国法上与此相关的是所谓“保险代位排除规则”（Anti － subro-gation Rule），并且在 Chubb Insurance Co．v．DeChambre 案中更为明确地说明了此原则背后的两点公共政策考量：其一，保险人不得将损失转嫁给被保险人，而避免被保险人已购买且以保费形式付款的保障；其二，保险人不应处于存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位。例如保险人可能在代表作为原告的被保险人时取得相关资料，但却用于之后对作为被告的被保险人的求偿之中。[9]
（二）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然而，上述认识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言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存在例外。一般而言，保险的本旨在于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可是在政策性较强的强制责任保险中，“保护受害人”是立法的首要目的。[10]此外又由于责任保险所保障的被保险人是加害人，因此在保险的内部构造上存在一些调整，而这些差异性又最终导致了在保险代位求偿对象问题上的不同寻常。依据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假如因为某些因素，导致保险人在内部关系上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给付义务而免责的，为了保护被害人，仍然要求保险人在外部关系上被规定为连带债务人，此种强迫保险人负担超过其内部关系上的责任之状况，在德国法上是透过赋予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依照连带债务之内部求偿的方式来还原，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代位求偿关系。[11]
与此相类似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2 条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但是此两处条文规定的权利架构与德国法不完全一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认为是法定债权移转，而德国将其看做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求偿权。《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没有明确表明该追偿权的性质，不过在学理上一般认为该追偿权与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规定的代位权是同一种权利，只是立法上的用语存在差异。[12]我国也确实存在判决支持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13]其基本原理在于，虽然在一般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之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的发生属除外不保事项，但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政策保险，为使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从而尽可能对保险人给付条件予以松绑，即使被保险人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保险人仍予理赔。不过被保险人对其恶意行为最终仍须负赔偿责任，故赋予保险人于理赔后可向被保险人请求的权利。[14]为保护受害人而将部分除外危险予以内部化以及事后还原，[15]是理解该针对被保险人之代位求偿权的核心。
不过台湾地区也有学者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提出了质疑。本条规定保险人应予例外承保，似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虽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权利，但保险人必须承担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再者，保险人乃危险共同团体之管理者，应为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利益行事，若由保险人向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即被保险人代位追偿，似有违保险法理。故当被保险人有故意或恶意行为致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宜由保险人承保，而应由特别补偿基金予以补偿。[16]这些质疑并不能成立。第一，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时候的确可能面临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但如此安排是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这一首要目的的贯彻，并不违反对价平衡原则。如果说例外承保不妥，那么保险人被强制承保，且不允许退保，岂不更是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第二，针对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恰恰是维护危险共同团体的整体利益的，并不违背法理。被保险人即使不向保险人承担责任，原本也应向受害人承担责任。保险人维护的是危险团体的整体利益，被保险人不具有将此责任风险向保险人移转的正当基础，如果保险人此时不能对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无异于让除被保险人之外的其他危险共同体成员承担不具有可归因性的不测风险，显然不公。第三，特别补偿基金（在中国大陆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弥补交强险的不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贯彻不盈不亏原则，且由商业保险人具体经营，虽不能营利，至少是不会造成公共资源的负担，但是特别补偿基金由国家财政负担，代位追偿实际所得有限，又无法通过保费收取来消化垫付费用的损失，如果承载过多功能，无疑会使基金不堪重负。故特别补偿基金（或救助基金）应将其补助限定在一个必要的有限范围之内，能通过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解决的问题，尽量交其解决。
（三）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还可能存在被保险人和保险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对受害人共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这时一旦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且保险金的数额超过被保险人在连带债务中应承担的份额，被保险人的此项内部分担求偿权在保险人给付的金额范围内移转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得代位求偿。[17]这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除了前述对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台湾地区学者称之为“隐藏性除外危险的代位”）之外的另一保险代位情形。笔者认为，只要是与被保险人之间形成了连带责任关系的第三人，在保险人赔付超出被保险人内部分担数额的保险金之后，保险人就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该第三人的追偿权利。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能包括雇用人、法定代理人、非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等等。[18]较为特殊的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由于实务中格式化的保险合同都包含“按责任赔付”条款，该条款约定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数车共同肇事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只负责在己处投保的车辆驾驶人的事故责任，而不承担连带责任，故更不可能针对其他车辆驾驶人进行保险代位求偿。因此，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不属于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33 条对此进行了规定，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无相应条文规范，存在疏漏。尽管直接援引《保险法》第 60 条并加以法理推导，同样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但是因为法律规范的缺失，我国的司法实务却往往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典型如我国福建省漳州市中院（2007）漳民终字第 46 号判决。在该案中，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共同对受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的最终责任承担比例各为 50%。法院认为，受害人径直要求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于连带债务的原理，被保险人应支付请求的相应数额，但是保险公司仅在被保险人最终负担的份额（50%）内对受害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超出的部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转嫁给保险公司，只能是由被保险人先行负担，再向另一致害人追偿。[19]按此逻辑，保险人既然对超出部分无须赔付，更岂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连带赔偿责任人的损失分担请求权。我国保险实务中的这一做法无疑与法理不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首要目的即在于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无法就超出被保险人最终负责部分获得保险赔付，而只得向可能陷入无资力状态的被保险人或另一致害人求偿，显然对受害人保护不足。此外，既然在外部关系上被保险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作为责任保险之一种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就应当依据被保险人需要赔偿的金额来进行保险赔付，而不应因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去主张减少保险赔付。那么在保险人按照外部连带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给付之后，自然可以依据被保险人对于连带债务人的内部求偿权代位追偿。所以为了避免保险实务中再一次的误判，该种类型的保险代位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作出明确规定。
三、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三：国家或公法人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该第三人是否包括国家或公法人，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又是否不仅限于私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还包括国家赔偿呢？《国家赔偿法》无论修订前后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保险法》第 60 条也语焉不详。在保险市场高度发达和国家赔偿制度十分完善的欧美国家，该问题的出现屡见不鲜。基于法律的前瞻性，有必要就此作理论上的储备，以利未来以修法明确之。笔者认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包括国家或公法人。
（一）基于比较法考察的认知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曾经是两大法系通行许久的认识，近代以来日益松动。在德国，因职务行为引起的赔偿和补偿诉讼由普通法院主管，最初仅针对公务员个人提起，后来才逐渐允许针对国家或者其他行政主体提起。[20]正因为公务员可能承担最终责任，为避免其负担过重并影响行政效能，德国法上有所谓次位条款（又称为免责特权）的规定，[21]只有在受害人“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赔偿”的情形下，过失违法的公务员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共同侵权人或者受害人投有保险的话，公务员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然而不管采国家代位责任或是国家自己责任，该赔偿责任现今事实上基本都由国家来承担，此规则旨在减轻公务员负担的设立意义已遭极大减弱，不仅在学理上遭到批评，而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次位条款已“过时”，应逐渐废除。根据判决，次位条款在受害人已有保险（无论是社会保险、政策保险，还是商业保险）的情形下也不得再适用。因为保险给付不是对加害人的授益，而是给受害人的保护。[22]在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保险金之后，受害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就自动移转至保险人处。
对于政府行为，普通法直到很晚都保留着大陆法早已抛弃的国家豁免权。针对民事侵权的豁免权直到1946 年的《联邦侵权赔偿法》（Federal Torts Claims Act，简称 FTCA），美国才同意接受针对政府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23]并且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由保险人针对联邦政府提起的代位侵权之诉这种衍生的诉讼（Derivative Suits），并不为该法案所允许。美国联邦政府在诉讼中一般也会提出抗辩，其一，《诉权转让法》（Assignment of Claims Act）明确禁止将对政府享有的诉权转让；其二，《联邦民事程序规则》（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 17 条第 a 款规定所有的诉讼仅能以真实利害关系人的名义提起，而作为代位权人的保险人并非“真实利害关系人”；[24]其三，主权豁免的放弃必须严格法定，而联邦侵权赔偿法中没有提及保险代位或诉权转让；其四，允许该诉讼就是事实上否定了联邦政府对实际受害人提出反诉（Counter －Claim）或和解（Set － off）的权利。[25]但是而今允许保险代位之诉针对国家提起，已成为基本共识。[26]第一，《诉权转让法》禁止的只是意定让与，而保险代位是法定让与。第二，无论保险人全部还是部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它都是真实利害关系人，区别只在于它是单独的还是共同的。第三，联邦侵权赔偿法并没有明确否定保险代位权的适用，何况必要共同诉讼的存在使得联邦政府依然可以反诉或和解，也没有令国家受到程序上的不利益。针对联邦政府的代位赔偿之诉不仅符合对法案的合理解释，且在实践中很有必要。
论违约责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摘 要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大陆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采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例外。我国法采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制归责体系，在合同法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
关键词 合同 违约 过错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乃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而归责原则就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违约责任成立的法律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之后，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违约责任采严格责任归责原则。那么，我国违约责任是否承认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学者间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
过错归责原则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范围的根据。对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同。
（一）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1]按照罗马法，过错可以是故意的，也可是过失的。故意（dolus），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不当，将危害他人的权益，而仍加以实行或听任损害的发生。故意是对诚实信用而言；它违背了交易应遵守的一般道德规范。过失（culpa），是指行为人免于注意（diligentia），即行为人本应注意，又能够注意而不注意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是对行为的后果有所认识，他应当预见，但因疏忽而未预见，或虽预见，而确信其可以避免而不至发生。[2]随着社会发展，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产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如为了保证商旅的安全，大法官规定，凡船东和旅店、马厩的主人对旅客携带的物品、马匹负有特别保管的义务，除由于旅客的过失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外，对其毁坏、丢失，都要负赔偿责任，即使他们受雇人的选任和监督是无可指责的。[3]
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学者指出，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4]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5]《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于此适用第827条，第828条的规定。（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6]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具体规定是：“1、债务人对故意和过失承担责任，但既未规定更为严厉的或较为轻缓的责任，也无法从债务关系的其他内容中，特别是从承担担保或购置风险的事实中，推知应加重或减轻债务人的责任。为限。准用第827条和第828条的规定。2、过失是指没有尽到交易中应当尽到的注意。3、不得事先免除债务人因故意而产生的责任。”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例如，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换言之，问题在于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此一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absolute），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7]“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一般来说，被靠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8]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a law of strict liability），相应的救济体系的运作是不过问过错的。[9]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亦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这主要表现为：1、在手段债务案件中，法院坚持认为应证明被告有过错始得使之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专业服务场合更是如此；专业人员没有过错而被认定承担责任，这是非常罕见的，换言之，专业人员并非“担保”作出的意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可靠性，他们并不一般性地“担保”结果。此类案型已得到了许多现代判例的支持，而且，其原理在英国已经为1982年《货物与服务供应法》所奉行。[10]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多次提到“正当拒收”（第2602、2603、2604条）、“正当理由的要求”（第2609条）、“善意及时”、“合理的方式”（第2712条）、“正当撤销”（第2711条）等用语，并且将行为的正当性或具有正当理由作为违约与非违约的区别。由此可见，违约行为中包含了过错，如果当事人具有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则不构成违约行为。[11]2、在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20（2）条规定：“由于买方或者卖方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由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3、在1903年的krell诉Henry案中，英国上诉法院确立了合同落空原则：“双方当事人以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为基础而签订合同的，如果规定的事件没有出现或者被取消，就可能导致合同履行受挫，并免除当事人的责任。”[12]英国1943年《法律改革（履行受挫合同）法》第1（1）条对该原则作了规定：“一份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合同变成不可能履行，或者以其他方式履行受挫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因此免除了进一步履行合同的责任。”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88条亦规定：“凡以任何一方应取得某种预定的目标效力的假设的可能性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基础时，若这种目标效力已经落空或肯定会落空，对于这种落空没有过错而受落空损害的一方，得解除其履行合同的责任。”但是，如果致合同落空的事件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选择所造成的，则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并非由于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客观事由，而是由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致合同难以履行的，就不得适用合同落空原则，而应当追究违约的违约责任。
（三）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
“法律责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从这种意义上，法律责任也是一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纠恶或纠错的机制。”[13]违约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同样具有上述性质。而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违约责任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内容，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各异，正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价格判断标准。
罗马法是从各种具体的合同诉讼，如买方与卖方之诉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违约责任中的过错问题。[14]《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得奠定。”[15]它不仅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反映出了过错与赔偿相比例的思想，过错愈重则赔偿愈多，反之过错愈轻则赔偿愈少。由于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将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限于其有过错的场合，这样给法官某些灵活余地，从而排除了能够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免责机会的情事变更原则。《德国民法典》“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思想的鲜明烙印，而且因此有如拉德布鲁赫所谓‘与其说是20世纪的序曲毋宁说是19世纪的尾声’”。[16]过错责任原则在德国的正当化与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其消极机能方面恰恰能够保障行为的自由，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指出：“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17]
英美法系国家采严格责任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其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债权人损失，从而能够根据公平观念分担损失。在19世纪，合同法地位显赫，合同法被视为是基于在市场关系中行使的个人选择。合同法本身并不关心资源的配置，它所关心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其结果之一便是合同责任被看成是严格的，一旦某人允诺做某事，他便要被要求履行，或者在不履行时支付损害赔偿；至于后发的事件使得对该允诺的履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甚至成为不可能，这则是无关紧要的。[18]英美法实际上将任何合同都当作合同当事人所提供的一项担保，当事人负有的合同义务具有绝对性，即“对非当事人所能预料的事故所致合同履行意外受阻的情况，当事人本可以在合同中订立一项免责条款，如果未设定免责条款，则认为当事人应负绝对的履行义务。”[19]因此，一旦出现违约，违约方无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采用二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途同归的结局。”[20]
二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采何种归责原则，学者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便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21]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22]第三种观点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23]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一）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即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不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采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其优点：1、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受害方只须证明违约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违约方亦无须证明自己对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主观上无过错，只要有违约行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违约责任以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为构成要件，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与违约责任无关。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仅仅在于证明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体现在诉讼和仲裁上，由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存在与否证明与判断相对较易。2、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与违约责任直接联系，有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即有违约责任，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这样有利于增加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促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合同，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从而保证合同的严肃性。3、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是法律强加的。法律确认合同具有拘束力，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不过是执行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而已。这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此外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24]
（二）我国《合同法》在坚持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同时，规定了过错归责原则。这符合我国合同立法、司法的一贯的内容和精神，可以说是对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的经验的总结。[25]立法上，我国合同法律一般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按照我国从民法通则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民事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例外。因此，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为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在违约责任中，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过错是被推定的，即当违约事实出现后，法律直接推定违约方有过错，债仅人负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义务，但允许违约方举证自己无过错，从而推翻法律的推定使自己不负违约责任。”[26]作为民事特别法的《经济合同法》不仅强调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而且明确了过错为确定违约责任范围的重要标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亦没有完全否定过错责任原则。司法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一贯重视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关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问题”之（一）规定：“在查明经济合同案件的事实后，按照《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过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明确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是解决纠纷的基础。”我国《合同法》并未摒弃过错归责原则，而是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
我国《合同法》坚持过错归责原则，有其重意义：1、体现了违约责任的道德属性。我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化的特征，“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27]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直至今天仍然现实地存在着。我们应当努力发掘这一法律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注入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使中国民法增添异彩。因此，强调违约责任的过错责任的补偿功能的同时，重视违约责任的惩罚和教育功能。通过对过错违约的行为的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发挥了合同法惩罚和教育当事人的作用，有助于淳化道德风尚，保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贯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适应鼓励正当交易和竞争的需要。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促进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为此，必须赋予和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交易和自由竞争权。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当事人一方面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违约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只要尽到合理的注意，就可依法不承担违约责任。这为市场主体从事正当的交易和竞争提供了明确的范围，不仅能够避免使违约方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后果，而且有利于强化合同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正当地实施交易行为和进行自由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3、符合不同违约责任方式的特征和意旨。损害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其他违约责任方式（如解除合同责任、继续履行责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意旨。解除合同责任是将原合同债务内容消灭，继续履行责任是债务人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原债务内容不变，两者均不产生新的债务问题。而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债权人所受损失的填补，是对原有债务内容的改变。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除了要有债务人不履行或者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应当具备主观要件，债务人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要有过错。将过错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正是考虑到其自身的特殊性。
三
我国《合同法》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主要有：
（一）《合同法》总则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责任免除。由于故意违约行为表现了对合同义务和他人利益的漠视状态，故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不得通过免责条款对故意违约责任加以免除。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个条文中明确提出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概念，表明了我国合同法律对过错程度的重视。《合同法》根据当事人一定的主观心理状态（如故意和重大过失）来进行违约责任的分配，不仅有事后的损害分配的功能，而且有敦促当事人谨慎从事活动的意旨，可以起到提醒、鼓励当事人恰当地活动以及照顾他人正当利益的作用，具有避免和减少对于社会资源浪费的意义。
2、预期违约责任。预期违约是指合同履行期限届至之前的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和默示的预期违约。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不论是明示的预期违约的“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还是默示的预期违约中的“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都说明预期违约必须是当事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责任的主观要件要求是故意的。
3、加害给付责任。加害结付又称积极侵害债权，是指债务人履行给付不合债务本质，除发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之外，更发生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债务人应当承担履行利益之外 的损害的一种赔偿责任制度。按照德国的判例和学说的观点来看，债务不履行的过错，原则上对积极侵害债权（即加害给付）是适用的。在我国，加害给付责任应以债务人具有过错为要件。[28]《合同法》第112条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这一条文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的内容中，就包含了加害给付的制度。[29]
4、合理预期规则。根据这一规则，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得超过其订立合同时已经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条文确立了合理预期规则，违约方对不可预见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实质上是说违约方对自己主观上无过错的后果不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体现过错归责原则的精神。
5、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在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传统民法实行过错归责原则。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消费合同中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中所要求的“欺诈”是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实行过错归责原则。
6、减轻损害规则。根据这一规则，一方当事人违约并造成损失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对扩大的损失负责。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这一规定减轻损害规则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的要求，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违约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表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后果负责。
7、双方过错的责任承担。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对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依此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序和大小来确定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合同法》分则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1、赠与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91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赠与合同属于单务、无偿合同，从公平的观念出发，赠与人的责任应当有所减轻。我国《合同法》基于保护赠与人的意旨，规定赠与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以减轻赠与人责任。
2、承租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22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租赁合同生效后，租赁物由承租人占有，所以承租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保管租赁物。承租人“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227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支付租金是承租人的基本和主要义务，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的，亦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出租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的反面含义是，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即承租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揽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265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承揽合同生效后，由承揽人占有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所以承揽人应当尽善良注意的义务加以保管。承揽人“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说明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承运人和托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02条第一款、第303条第一款和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旅客自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者托运人、收货人本身有过错的，承运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依《合同法》第120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320条规定：“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在多式联运合同中，托运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如交付危险货物时，未告知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的危险特征及预防措施，从而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
5、寄存人和保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70条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寄存人未告知有关情况，说明其主观上是有过错，非但不能要求赔偿保管物的损失，而且可能须赔偿保管人的损失。《合同法》第374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合同法》采严格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有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比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更重，还须就通常事变负责，除法定免责事由外，在保管期间发生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不论保管人主观上是否具过错，都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无偿保管合同中，保管人的保管行为并未获得相当的报酬，故保管人的注意义务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保管人如已尽一般人所应负担的义务，即无重大过失，则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原则为依据，只是有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比无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注意义务要重。
从《合同法》分则的上述规定可以看，我国《合同法》关于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个特点：1、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宗旨是将损失归咎于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否则，在一般情形下，不论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凡是有损失就予以赔偿，就使现代的损害赔偿制度落入原始的“加害原则”的旧巢。更为重要的是，在违约损害赔偿中适当地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可以处理好违约损害赔偿中的“混合过错”的责任归属问题。2、在许多情形下，法官不再要求受害方举证证明违约方须有过错，受害方只要能够证明违约方有违约行为和损害后果即可，违约方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实为被害人技术之应用，旨在保护被害人之利益，盖即有保护他人法律之存在，则行为人有妥为注意之义务，何况行为人是否违反保护法律侵害他人权益，一般言之，多不易证明也。”[30]也就是说，这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改进，而并非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改变，即是将受害方承担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改变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受害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卫国著：《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