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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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区分与一般的盗窃形式不同，且“引扒入刑”并没有情节、数额要求。新刑法生效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扒窃定罪案例。对于该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扒窃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一直引起了诸多探讨。

　　一、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法理分析

　　（一）扒窃的概念及行为特征界定

　　扒窃，一般是指不法行为人（俗称“扒手”）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通过采取近距离、贴身式的割包、掏兜等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扒窃地点的特定性。扒窃行为多发生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等人流量较大、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如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广场、火车、公交车等。扒窃型盗窃多是不法行为人利用人们在公共场合下相互之间身体碰撞、挤压等无意识或意识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实施盗窃行为。扒窃行为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扒窃行为的发生地点的特定性。也是区分一般盗窃罪的表征。

　　第二，扒窃对象的随身携带性。根据上述扒窃定义，扒窃行为的对象主要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强调随身携带性的目的在于“引扒入刑”注重维护的是人们在出行过程中的财产安全感。而人们出行过程中最为关切的是财产也即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样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盗窃的是公共场所的自行车、商场的商品与盗窃的是公共场所某人随身携带的钱包，两者盗窃归类不同，前者是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后者是扒窃型盗窃的表现形式。

　　第三，扒窃行为的“公然性”。在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中，行为人往往采用自认为秘密的，不为他人知晓的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这里的“他人”是指除行为人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财产所有人、占有人及社会公众。而在扒窃型盗窃中，行为人只是采取了不为被害人所感知的方式窃取其随身携带的财物，除被害人及行为人本人外，其他第三人是有可能知晓其行为，但行为人基本不考虑或不完全考虑。而且根据社会常识和司法经验，在公共场所实施扒窃的扒手往往具有多次作案的经验。因此扒窃型盗窃的“公然性”说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一般盗窃要大，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论争及法理分析

　　1、扒窃独立构罪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扒窃入刑虽然能够起到严厉打击盗窃行为、降低盗窃发案率、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作用，从出发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刑法的这一修改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只要有扒窃行为就要被定为盗窃罪，不问及次数及金额。扒窃独立构罪尚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第一，这一规定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然规范行为犯一般适用于保护重大法益及个人专属法益。而财产权属于非专属法益，显然不是行为犯所涵盖的内容。所以盲目入罪显不合适；第二，这一规定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正如贝卡里亚所说：“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对于诸如扒窃几十元或扒窃未遂等行为通过行政处罚即可对行为人进行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动辄采用刑罚，显然是不必要的，在实践中通过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操作无疑会增加刑事司法成本，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

　　2、扒窃独立构罪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依据刑法及修正案八的规定，不难找到扒窃独立构罪与出罪的区分标准。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但书规定明确将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且该条规定是刑法总论规定，具有指导和制约着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因此第13条但书规定毋庸置疑也制约着盗窃罪。因而扒窃独立构罪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及刑法的谦抑性。

　　扒窃案件事涉民生，扒窃行为独立构罪有利于遏制当前尤其是春运期间扒窃犯罪高发态势。笔者认为，扒窃入刑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因素：第一，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然。公众在公共关系场所内随身携带的财物被窃取，这对受害者产生心理上的不安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扒窃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一般盗窃行为。第二，扒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然。一者，扒窃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实行的行为，体现出行为人较大的主观恶性。再者，一般而言扒窃行为人累犯、再犯的比例极高，多数皆有犯罪前科。

　　笔者认为，刑法第264条规定扒窃入刑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扒窃都会被定罪量刑，还有其他的救济手段，如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规定；或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不提请检察院起诉，或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二、扒窃独立构罪之实务探析

　　1、扒窃的着手　 根据刑法第264条，对扒窃着手的认定，源于对“随身携带”的解释，随身携带有带在身上一起随之移动的意思。笔者认为，因为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宜采用“贴身接触说”，当行为人的手触碰到他人置放有财物的口袋或手提包、挎肩包等，此时他人的财产就有受侵犯的危险，故这种状态下应认为扒窃的着手。

　　2、扒窃的既遂标准　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的终了形态，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是否对法益造成损害为判断标准。据此有人认为，扒窃与传统的盗窃罪一样均属于侵犯财产权法益的犯罪。而侵犯财产权型的犯罪属于结果犯，以行为人实际控制了财物即告犯罪既遂。但笔者认为，扒窃行为与传统的盗窃行为有所不同，从立法者的意图分析出发，扒窃入刑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益，更大的层面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出行安全秩序。因此扒窃行为一着手，行为与结果就同时发生。因此，笔者认为，扒窃一旦实施，便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就已达到既遂状态。

　　三、小结

　　扒窃入刑，将有效遏制扒窃行为的频频发生。然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严格按照刑法的精神和刑罚的目的，对扒窃的定罪处罚应当充分结合扒窃对象、扒窃数额、扒窃情节、行为人事后态度等实际因素作出。

　　（作者单位：江西省东乡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13号


　　《湖北省农村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服务站和爆破队管理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　长　张国光



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湖北省农村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服务站和爆破队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和规范农村民爆管理服务站(以下简称为民爆站)和爆破作业队(以下简称为爆破队),防止发生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违法行为和事故,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民爆站和爆破队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农村民爆站和爆破队业务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工商、物价、经贸等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农村民爆站和爆破队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民爆站和爆破队的组建应坚持政企分开,方便群众,因地制宜,服务生产,确保安全的原则。
　　农村小煤窑、小矿山、小采石场(以下简称为“三小企业”)较多,且相对集中的地区,乡(镇)应建立民爆站。农村“三小企业”较少,且相对分散的地区,村应建立爆破队。


　　第五条　民爆站是独立经营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营服务企业。民爆站和爆破队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为本行政区域内不具备运输、储存、保管、使用爆破器材能力的“三小企业”和零散用户提供爆破作业服务。


　　第六条　民爆站、爆破队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流通经营企业,下同)负责组建,经当地派出所审核后报县、市公安机关审批。
　　民爆站除办理上述手续外,还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七条　民爆站、爆破队应建立坚实牢固、有专人看守的专用库房,配备必要的防火、防盗、防潮、防雷、防鼠设施,严防民用爆炸物品被盗流失。
　　民爆站、爆破队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时,必须持有县、市公安机关出具的购买证、运输证。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私藏、转借、转让民用爆炸物品。


　　第八条　民爆站、爆破队应建立严格的使用管理制度,做到民用爆炸物品入库、发放有登记,使用、消耗有记录,领取的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后剩余数应在当天及时退库。
　　民爆站,爆破队应建立雷管编号管理制度,做到定人、定号、定场点领取使用雷管。


　　第九条　“三小企业”相对集中地区的民爆站,应配备一定数量的爆破员和安全员。
　　民用爆炸物品的爆破员、安全员、押运员、保管员必须经公安机关培训后,方可上岗。


　　第十条　民爆站、爆破队应定期向当地公安机关汇报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情况,自觉接受公安机关的业务监督、指导。
　　公安机关应依法督促指导民爆站和爆破队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定期组织民爆站、爆破队的从业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规定。


　　第十一条　民爆站应根据当地经济收入水平,合理确定各种服务方式与项目的服务费用标准,经财政、物价部门核定批准后,按照统一的标准合理收取必要的服务费。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依法履行对民爆站的监督管理职能,不得直接介入民爆站的营运、财务管理等纯经营性活动。
　　严禁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参与民爆站的入股、分红和经营。


　　第十三条　民爆站、爆破队和其他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对因管理不善,或因爆炸物品流失社会,发生爆炸事故和案件的,应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