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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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3号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4年4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2004年4月21日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4月16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在风景名胜区内采集动植物标本、野生药材，必须经管理机构同意，在限定的数量和范围内进行。”
本决定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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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欺诈屡禁不止的成因
蔡文海
从国际经验来看，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是欺诈与反欺诈的历史。所谓证券欺诈，主要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四种行为。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法律极为严密的国家，证券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主体之多，惩处面之广，违规行为越禁越多的现象，仍然叫人叹为观止。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受中国证监会和有关机构处罚的上市公司有100多家、金融机构和券商有100多家次。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累计约有数十家，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也受到过证券主管部门的批评或处罚。该统计还不包括期货机构、咨询机构。1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扩容，证券欺诈愈演愈烈。最著名的事例，包括1996年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前后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1996年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和红光实业虚报利润，1999年大庆联谊作假上市，等。
证券欺诈行为有什么危害性？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作简单的讨论。首先，欺诈行为损害了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进而损害其融资功能。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伤害了“循规蹈矩”的企业，抬高了它们的融资成本。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资本市场信息提供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结果，评价企业及其经理阶层的绩效变得非常困难，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市场上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但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阻碍了融资体制多元化的进程，而且严重妨碍了职业经理(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的形成。现代企业本质上讲必须是企业家的组合2。在缺乏一个职业化和市场化的企业家群体情形下，改善激励机制例如引入年薪制，就成了空谈。
证券市场欺诈成风，是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吗？显然不是。通过立法管制欺诈行为已有年头。例如，1993年除《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外，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特别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最近生效的《证券法》更对这类行为施以严刑峻法。该法规定的责任条款总共约有33条之多，其中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1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新《刑法》第１８０条至第１８２条也规定：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转嫁风险"者，处５年以下有用徒刑或拘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证券欺诈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开始向多元化、专业化、隐蔽化的深层次发展。证券欺诈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本文试从证券制裁体制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证券制裁体制的三个支柱
证券制裁体制一般分为行业自律，官家执行体制(刑事或行政制裁)和私家执行体制(民事诉讼)三个部分。三个支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实施的制裁是否有充分的威慑效果。犯罪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上，有两个变量：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及确定性(probability，或称概率)。制裁越严厉，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越大，威慑效果就越强，反之就越差。因此，威慑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著名法律经济学学者波斯纳认为，增加惩罚确定性的代价高昂，而增加惩罚的严厉性的代价远远为低，几乎等于零。因此，他主张提高惩罚的严厉性，以便在较低执行成本的情形下取得相同的威慑效果。3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波斯纳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虽然经济学假设一般个体都是厌恶风险的。但是这个假设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相反，有证据表明，"敢做股票的都非等闲之辈",4证券欺诈行为人都有强烈的风险偏好。5。这种偏好因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和企业内部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得到加强。原因是，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这些机构大户，又多为国有金融机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产权的"硬约束"，赚了归自己，亏了算国家的，操作者放手一博的动机非常强烈。何况，上述厌恶风险的假设可能不见得能够成立。是否厌恶风险，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要看冒相关风险合算不合算。低概率的严厉惩罚难于产生威慑效果。以乘坐飞机为例。虽然机毁人亡对乘客来说，是一种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但是由于空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因此不坐飞机。犯罪学家相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6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可能对于吓阻违法犯罪行为更加有效。否则，即使规定的惩罚非常严厉，但是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者处罚得很轻，他们还是就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对波斯纳观点的另一个有力批评是，至少在现代法治国家内，如果不想“草菅人命”的话，“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例如，将个人投入监牢的刑事处罚，后果过于可怕。相应地，法律要求对嫌疑犯实施一定的程序性保护。而这将降低惩罚的确定性。波斯纳似乎没有考虑到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彼此消长的的关系。关于制裁的严厉性和确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反思确保证券法实施的三个不同体制。
首先谈谈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即大多数个人和公司均致力于提升职业操守标准，而这些标准是由业内龙头企业确立的。关于行业自律的作用，国内有不同看法。英国的经验表明，行业自律要奏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金融界圈子不大，彼此相识。其次，金融界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第三,一个人在同道中的名声至关重要，声名好坏比潜在的处罚来得要紧。7前述两个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姑且不论，光就名声的两面性来看，在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我国自律能否奏效值得怀疑。白领犯罪学专家萨瑟兰早在1949年就写到:“那些破坏旨在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的生意人，经常并不因此失去身份或者商业同道。虽然行业中的某些人对他会有看法，其他人却会敬佩有加。"8他五十年前的评论预言了当日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中国证监会每年都查处了一批案件，但在业内并没有形成"操纵股市可耻的观念，相反在业内却经常流传一些"令人称羡"的操纵成功事例。”9
从实际情况看，行业自律在中国基本上软弱无力，有时还出现行业保护主义的倾向。10证券业概莫例外。一方面，行业协会在对其成员(主要是证券商)的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尽管在这些协会的自律公约中，也可以看到"会员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予以以下处分"的条款，但那些惩治的措施(如：责令改正、警告、协会内部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呈报上级主管机关等)无力无效，完全不能对违规者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机构的机制不够健全和独立，影响其工作质量。当不少证券机构铤而走险时，行业协会并未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制止。对于这个结果，人们实际上不必大惊小怪。虽然社会信用在任何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研究转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体制的遗产之一，就是信用程度很低。11在这种社会里，法律没有发挥它的核心功能，即防止不正当的价值转移，结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名声和信誉更是不值钱。从上述威慑理论来看，行业协会形同虚设，关键在于其施加的制裁不痛不痒。这是行业自律的天生缺陷。证券行业自律发端于英国。这种监管手段是否仍然合乎时宜，很成问题。在公司证券法律方面，香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英国的翻版。但是，两地以及美国的一些商法专家都对行业自律的有效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12
官家和私家执法体制的得失
官家执行体制在一些方面有其优越性。私家是否起诉，考虑的是自己是否能否从执行行动中获得好处。这会导致方向相反的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投资者会“敲竹杠”，对大公司，证券商和专业机构动辄以诉讼相要挟。另一方面，如果无利可图，投资者就对证券违规行为兴致索然。在我国，从长时间来看，两权(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将是大多数公共公司的基本特征。由于股权分散化和股东异质性，单个股东为监督付出的成本将使所有股东受益。因此，广大散户股东对公司既然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也缺乏监督热情,搭“方便车"倾向强烈，热衷于"用脚投票"。官家执法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个集体行动问题。其次，私家执法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如果十次违规却只有一次被成功地索赔，对欺诈行为人来说，在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作奸犯科仍是有利可图的好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官家执行体制特别是刑事制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无庸讳言，官家执法也有缺陷。首先,全球证券监管部门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财力与人手的严重不足。依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职能，从审批企业境内外上市，到批准首期公开发行(IPOs)的价格，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证券会的人手却非常有限。该机构目前总共约300人，其执行部不足30人。调查商业欺诈是件极其费时费力繁琐的工作，有时需要在不同地点审查上百成千文件。不用说证监会的调查经验和专长不容乐观13，光是例行各类公事，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会焦头烂额，有多少精力用于监督此起彼伏的证券违法行为，值得怀疑。其次，在处理证券欺诈问题上，我国同样存在政出多门这一普遍问题。调查证券欺诈一般由证监部门负责，但是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14是否起诉证券犯罪案件，则由检察院决定。涉及案件处理的部门，可以包括人民银行、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甚至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问题是不同衙门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部门利益。公安和检察工作千头万绪，又有多少精力和热心去管证监部门的份内事呢？毕竟，如果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问题，不管公平与否，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将是证监会。如果公安检察机关的人员认为上市作假没有杀人抢劫那么严重，也不足为奇。人多不一定好办事。官方执法过程将出现扯皮掣肘现象，可想而知。何况，在企业上市包装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包括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甚至领导人个人利益往往与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查处，必使其劣迹败露。证券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难免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今年初发布的《查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呼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不得以罚代刑，加强信息交流，云云，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是证监部门的态度问题。西方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Theory)认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乃至整个官僚系统都有谋求部门私利的倾向。15该理论预测，行政机关因此将呈现某些行为特征。其中某些与证券管制直接相关。首先，任何行政机构都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于其它部门争权夺利。前些年中国证监会与中央银行，乃至财政部以及国家体改委争夺监管证券业的监管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微观层面上看，证监会可能会以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代替刑事制裁。因为，把涉嫌犯罪的欺诈行为人交给公安机关侦察，检察机关起诉，证监会就失去对相关案件的主导权。相似的形象已经出现于美国。16。其次，管理机构都致力于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批评。在面临有限理性的情形下，它们规避风险，并倾向于过度管制。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理性的。原因是，监管部门不会因为在管制的成本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而受到赞赏。但是，如果出现管制失灵(regulatoryfailures),哪怕是有效率的失灵，它们都可能受到抨击。结果，监管部门行为趋于保守。在制订规则时，它们也尽量避免清晰明了的规则，虽然这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行计划并减少诉讼。第三，监管部门习惯于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乐意做些“表面文章”，说得多做得少。蓝杰沃特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证监会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组织理论的猜测。17
那么，在防范证券欺诈上，证监会的部门利益在哪里?对它来说，过于热心打击欺诈对它可能没有好处。得罪人不说，抓得越多，说明证券市场问题成堆，这有损其部门形象。不过，不抓也不行，这与群众对证券市场秩序紊乱的感觉有出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证监会对欺诈活动会有所动作，但不会“走过头”。这就是为什么证监会的高层人士喜欢说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原因。行政机构谨小慎微，害怕承担风险而且老想保护自己面受外界批评，中外皆然。一个商业欺诈问题专家就曾说过：“在英国，大张旗鼓地侦破欺诈案件政治上没有好处。”。18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隐蔽性，犯罪人行为难以取证、难以界定，监管部门谨小慎微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还会出现有趣的微观现象。实践表明，办案人员最怕的，就是办“夹生饭”案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重大怀疑但又无充分证据。因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无休止追查并不现实。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窘境，证监部门可能乐意于调查那些它们较有把握，而把可能更重要的案件撇在了一边，或者象公安机关有时所做的那样，不破案就不立案。19同样地，由于取证困难，监管部门对违规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从轻发落。对后者现象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证监会同样需要保护。对于证监会的裁决，一般都允许当事人提起司法审查程序20。一般来说，处罚越重，当事人上诉的动因就越强烈。但是，没有政府机关希望自己的决定因为不公平或者武断而被推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司法审查可被当事人当作一种手段，以便迫使管理当局改变特定行为或者同意施加更轻的处罚”21。这个威胁使得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手下留情。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在两者情形下，处罚者均以相对较低处罚换得被处罚者对处罚结果的接受。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是结果堪忧。它不但损害了公平，也使许多行政制裁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刑事制裁对于吓阻违规者有时的确具有独特作用。《证券法》第11章中共有1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这在一部商事法律中是很少见的。立法者显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吓阻止违法现象发生。“治乱(世)市用重典”的决心固然值得称道，但是结果会如何呢？可能令其大失所望。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制裁越严厉，保障行为人受到公平审判的程序性措施就越趋严格。在我国，只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对人犯定罪量刑。相较之下，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一般证明要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与证据更有说服力即可。证明要求的差别区别导致了对违规者责任确定律的重大差异。事实上，虽然这些管辖区域的公司证券法律甚至一般刑事法律都不厌其烦地规定了违规行为的刑事责任，无论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因证券违规行为而被处以刑事处罚的例子都是很少的。1998年11月,中国法院首次援用新刑法中的证券犯罪条款,在在被称为证券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事件中,对两名个人违规者进行了刑事处罚，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其中一人的还是缓刑。22刑事定罪一者少见，二者处罚不重，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证明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但是，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却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关叫不咬人，久而就之，人们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按住葫芦起了瓢。刑事责任的加重可能导致威慑效果下降，这大概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23何况，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人穷志短。在贫困的社会里，谋生不易，赚钱何其艰难，许多人往往愿意以自由、尊严甚至健康来换得金钱，也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作为威慑手段，刑事制裁还有其它缺陷。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证券欺诈往往涉及法人犯罪，如何惩罚合适呢？如果惩罚该法人，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针对个人，容易出现“替死鬼”现象。机构和直接涉案的较低级职员受到惩处而幕后指挥者则因查无实据而逍遥法外或行政处分了事。24至于罚款，数量小无关痛痒，数量大一则难以执行，二则损及有关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利益，可能还会被抨击为花钱买违法的许可证。何况，以罚代刑有损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取消从业资格等直接针对个人，本应具有较大威慑效果。但是，由于取得这种资格时许多人并未付出巨大代价25，这种处罚很可能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
相比之下，私家执行体制具有一定优势。民事诉讼目前是投资者取得赔偿的唯一途径。民事赔偿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调动投资者起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吓阻潜在违规者违法。必须将欺诈果实吐出来，对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人来说，这个制裁可说打蛇打在了七寸。民事赔偿的可能性也使广大的受害者乐于协助政府发现和调查欺诈案件。犯罪学家发现，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26妇女被强奸后一般不愿声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谁都乐见其成，但是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如果受害者知道抓获侵害者后自己可望得到赔偿，情景可能就不相同了。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相关制裁的威慑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必须将投资者的民事救济权利广而告之。这就离不开法制宣传和新闻报道。
在这个方面，一个较成功的先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制定该条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打假治假，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打击造假、卖假的不法分子。从实施效果看，立法者的初衷基本达到了。由于各级消费者组织和新闻媒介对该法的双倍赔偿的规定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者对欺诈行为的投诉显著增多，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打假为业的群体。这就是著名的“王海现象”。消费者运动与打击证券欺诈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例如，对于个别购买者来说，对于小额纠纷,他们往往忍气吞声，缺乏告状的积极性,而且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愿告状愿投诉27。批评他们权利意识淡漠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告诉之前考虑值与不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理性和打击作假行为的“公共品”的特征。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挑大梁”的集权式的执法体系，而是大众自发追索的分权式的执法体制。
在这方面，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尤其重要。所谓集团诉讼，是指当争议发生后,权益受损的众多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成一个集团,由集团中一人或者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成员起诉或者应诉,而法院所作的裁决对所有集团成员均有约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规则对于证券法的特殊影响，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证券诉讼案件的重大差别得到证实。两国证券法规中的民事责任制度极其相似，28但私家诉讼案件数却判若天渊。这主要由于两国不同的集团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英国，并为美国和加拿大所效仿。这些国家都把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但是，加拿大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传统上极其严格，集团诉讼制度名存实亡。不同的民事诉讼规则导致了美加两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目上的极其显著的差异。29近年来，加国开始向美国模式靠拢，同时允许在集团诉讼情形下实行“胜诉酬劳”制度。结果，集团诉讼案件数目急剧上升,30放松限制的效果立竿见影。
美国的经验表明，投资者的查询和投诉是监管部门发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31可以预言，合适可行的索赔机制，将大大提高投资者通过告状或者投诉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无疑将以合理的成本显著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并惩处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相关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较低，有助于民事责任的确立。例如，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负责起诉内幕交易案件。该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过，在四分之三的案件中，他有证据证明民事责任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要他满足刑事的证明标准，他就无能为力了。32由于制裁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组合比较理想，行之有效的民事救济体制可望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并构成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中国私家证券诉讼:目前的困境
在中国，投资者通过诉讼寻求民事救济,目前存在严重法律和现实障碍33。不管是《公司法》，或是《证券法》，对诉讼事由都采取及其有限的列举方式。前者赋予股东一系列权利。从表面上看，与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法类似。问题是，该法通常没有规定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股东可以享有哪些民事救济。中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董事经理对于股东和公司，以及控权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股东诉讼缺乏一般的法律依据。虽然《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因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他们可以提起索赔诉讼。但是，如何个索赔法，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给予明确的指导。相反，零散的法规体系使得提起证券诉讼变得非常困难。其它的障碍包括：(1)由于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信赖假定”条款34，原告投资者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与被告的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就意味着原告需要证明在买卖证券时自己信赖于招股说明书等通信内的虚假，致人误信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换句话说，就是证明如果所有重大事实均已得到披露，他是否还会去买卖特定证券。由于证券价格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原告往往难逃败诉的命运。35其次，中国没有完善的集团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从证券诉讼中获益有限，他们个人往往不愿意起诉实力强大的大公司，证券和专业机构，以免得不偿失。这个“集体行动”难题只能通过集团诉讼方式解决。然而，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得很笼统，且设置种种阻碍，使集团诉讼难以发挥实效。第三，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适用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诉讼费用的原则，一般投资者对于提起诉讼顾虑重重。第四，集团诉讼要大行其道，离不开“胜诉酬劳”即“不成功不收费”制度。这种制度把诉讼结果与律师费挂钩,把诉讼的融资问题交给愿意为此冒险的诉讼律师处理，使私家证券诉讼变成现实。对于这种收费方式，目前中国法既不禁止也不认可。第五。《证券法》中若干责任规则的缺陷也加剧了投资者索赔的困难。36《证券法》规定，为证券发行，上市或者交易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连带的民事责任。何谓“弄虚作假”？该法语嫣不详。中国证监会法律部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咨询时说，律师对于已经勤勉尽责仍未能确定的事项，应当出具保留意见。这实际上回避了存在重大错误陈述包括遗漏时，如果职业人士并不实际知情是否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37。美国等地的经验表明，能够证明上述职业人士对其实际知情的案件是很少的。正是因为即使不知情也可能承担责任，才迫使被称为“警犬职业”的服务机构，诸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对可能产生责任的事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强化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职业机构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缺乏复杂的财经知识和经验的多数中国投资者，并纠正证券市场严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损失，困难重重。遗憾的是，《证券法》第209条规定进一步伤害了投资者索赔的积极性。该条规定:"依照本法对证券发行，交易违法行为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全部上缴国库。"虽然中国经常受到“有法不依”的讥评，这回倒是法律怎么说，实践也就怎么做。在琼民源事件中，证监会就下令将132810000元的“非法收入”充公。结果，虽然该笔款项大部来自广大投资者，107,000位股民却分文未得。第209条的规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严重挫伤投资者发觉和控告欺诈行为的动因。可以断言，没有完善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就不可能有健康持久发展的证券市场，证券欺诈的猖獗现象就难以杜绝。如果说无时不在的私家诉讼威胁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的话，在主要依赖行业自律和官家制裁体制的英国和香港,民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公司证券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38
若干改革建议
如上所述，证券欺诈屡禁不止，关键原因在于证券制裁体制存在根本缺陷。行业自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事诉讼制度名存实亡。而政府倚重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体制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绝非偶然。那么，如何改进目前的证券制裁体制呢？首先，要完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特别是建立证券集团诉讼机制。其次，应当理顺不同衙门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上的关系，最终实现证券欺诈行为的调查权和刑事起诉权集中于证监会的过渡。第三，灵活处理法律程序中的证明要求问题。可以规定，在违规者对证监部门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据原则。这在美国有先例。第四，证监部门要保护投资者，首先是自己要得到适当保护。安大略《证券法》第141条就规定，就证监会善意执行证券法律或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失责或者疏忽行为，不得对其或其成员，雇员提起索赔诉讼。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证监部门能够摆脱后顾之忧，有利于它们大胆负责地工作。第五，更积极地使用一事多罚的办法。例如，如果证券律师参与证券欺诈，不但证监会要对其罚款，吊销或者暂停其证券律师职业资格，而且管理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相当于香港的律师公会)应当立即跟进，对违规律师刻以其它处罚。甚至执政党的纪律部门也可对相关律师进行党纪处分，如果该律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加重违规者的损失，同时绕开刑事定罪往往既不容易也不合适的障碍。第六，私家证券诉讼不无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导致诉讼费用高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受到一定干扰，投资者与其证券律师可能串通，进行诉讼,等等。为了有效控制私家诉讼的这些负作用，，同时也为了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经常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的做法，让政府机构特别是证监会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一定作用。在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SIB)就曾向非法进行投资业务的人士成功追讨过赔偿金并把它派发给受害的投资者。39在这方面，具有较完善立法的地区要算加拿大安大略省。该省《证券法》规定，当出现内幕交易等情况时，相关好处应当归于上市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经其证券持有人或者证监会申请，如果法院确信该公司或者基金没有，怠惰于提起旨在追讨内幕交易收益的诉讼，或者虽然提起这种诉讼，但是检控不力，法院可以授权或者责令证监会提起诉讼,相关的诉讼费用也由后者承担。为该目的，上市公司与基金必须向证监会提供充分合作。40建立一套相对健全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考虑到中国目前严重缺乏高素质的证券律师，由证监会代表投资散户提起民事诉讼尤为必要，也有助于解开政府害怕证券诉讼失控的心结。当然，这个设想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证监会能够迅速招募到合适的法律人才。目前低廉的薪水待遇和爱国奉献的理想主义号召显然解决不了问题。
顺便提一下，加拿大(主要指安大略省)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与美国的极其类似。但是，美国证券法规则体系零散。不但证券立法显得杂乱，而且一般的普通法规则与法规中的规则关系复杂。经常地，这成为证券诉讼的主题。相比之下，加国汲取了美国法的精华部分，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体例上更胜一筹，对欠缺证券民事责任立法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更有借鉴价值。《安大略证券法》全文业经大陆法律学人移译成中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加拿大重要公司公司法和证券法》一书，特别是《安大略证券法》第二十三章(民事责任)。
结语
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大陆中国人"非讼"的传统意识正在急剧淡化。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国人已经不再“和为贵”，求得一团和气。相反，他们日益倾向于诉诸法律，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法院案件因此呈直线上升趋势。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可喜征兆。41遗憾的是，政府的观念转变好象比民间慢了一拍。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表明，中央计划时代政府揽权争利的陈腐观念阴魂未散。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投资者，防范和制止证券欺诈行为的蔓延对于发展证券市场，改善企业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的投资者保护体制的特征，可以用父权主义这个词语来概括。
有人统计，该法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与证监会直接或者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把自己当作证券市场的主角，大包大揽。另一方面，却不赋予或者说剥夺了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的应有权利。民事责任制度名存实亡。广大投资者面对的是，障碍重重的民事索赔体制和使其丧失索赔积极性的反激励机制。市场秩序紊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监管部门权力不足，以及对违规者处罚不够严厉的问题。
政府未能意识到的是，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官家执法体制本身，都存在着局限性。与刑事和行政制裁体系相比,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由于具有威慑的确定性和确定性的更为理想的组合，对于遏制证券欺诈更为有效。政府垄断对公司证券法制的执行的结果，是使证券欺诈充斥于市，违规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反思证券执行体制上的根本性漏洞，进行有效改革，伴随政府将民间储蓄从银行赶向股市的努力将是银行的兑付隐忧转换成他日股市崩溃的危机。社会大众的毕生积蓄，将逐步蒸发,"合法”地化为泡影。由此而来的对政府失职的不满和指责，可能演变成震撼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风暴。中国政府反思其保护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刻不容缓。相关的修例固有必要，观念更新却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可以说，那种认为只有政府大手包揽，垄断执法才能确保公共秩序，并视民众权利和参与为累赘的父权主义哲学才是中国证券欺诈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作者蔡文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律博士（JurisDoctor）（1997年）。
本文原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11月（总272期）。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1 转引自郭锋， “完善证券监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研 究 报 告, 载 于中国咨询行商业报告库(在线词典) (1998 年 8 月 20 日)。
2 See, e.g., S. Y. Wu, Production, Enterprenuership and Profits (1989).
3 Richard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 at 167. 但 是， 根 据 贝 克 和 斯 蒂 格 勒， 加 重 处 罚 增 加 了 腐 败 的 收 益。See Gary Becker and George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at 6.
4 这是为数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或市场观察研究人士在直言，新刑法生效不会 给 股 市 带 来什么大的影响时的评论。参见“新刑法生效会减少股市范规吗?”，《经济日报》 (1997年11月4日)。
5 “证 券 欺 诈 行 为 人 的 冒 险 性，投 机 性， 赌 博 性 强。由 于 目 前 规 范 证 券 市 场， 制 裁 欺 诈 行 为 的 相 关 法 律 尚 不 完 备， 抓 紧 时 间 钻 法 律 空 子 “捞 一 把”的 欲 望 使 其 行 为 几 近 疯 狂”。新 华 社，“中 国 防 范 和 控 制 证 券 欺 诈 刻 不 容 缓” (1998年 10 月 26 日)。
6 See, e. g., J. C. Coffee, Jr., "Corporate Crime and Punishment: A Non-Chicago 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Criminal Sanctions" (1980) 17 Am. Crim. L. Rev. 419 at 423.
7 See, e.g., N.S. Poser,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at 85.
8 E.H. Sutherland, White Collar Crime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9) at 219.
法律教育和合众国的未来
[美] 哈里森•谢泼德 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一、开场白
万分荣幸受邀来到耶鲁俱乐部发表演讲。我从没上过耶鲁大学，但是对我来说，这里有与我即将讲到的话题直接相关的重要联系。我是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黑斯廷斯法学院就读的。我作为一名学生真正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位法学教授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前任教师：即罗斯科•T•史蒂芬教授（史蒂芬教授1890年生于蒙大拿州。当他还是一名耶鲁大学学生时，他学习了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讲授的宪法课，在塔夫脱任美国总统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曾经给他当过法律研究方面的助手。结果，史蒂芬教授被推荐为美国司法部长。而我也于1967年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部门（史蒂芬教授也曾在此工作过）当律师，这是我自己法律职业的开始。
与耶鲁大学有关的第二个联系是极具个人意义的，甚至更直接关系到我所谈论的主题。耶鲁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安东尼•T•克罗曼，他曾经写过我所认为是许多有关美国律师业务标准在下降的已经发行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谈到的从乡村律师协会到州立律师协会（还在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去讨论为了在美国法律教育和实践中的改革这些至关重要的需求，我经常性地引用克罗曼院长关于渐进式损耗的评论，他将律师业务模式称为“律师政治家理想”。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基于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耶鲁气质——也许谈它的精神面貌还扯得不够远——比其他法学院更接近——例如，哈佛的——则需要控制精神，控制美国法律职业需求方向的精神。我希望我所意味的是将来能成为谈论这一结论的清晰表达者。
二、通行的律师实务
安排好的标题是“美国法学院教育需要改革”。在提出这个话题时，我不仅仅希望告知听众，我另外还要警告你们。花费多年研究这一话题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现在律师的典型行为，如果继续未经检验和未经改造，将严重地危及我们大众市民团体的未来健康和安全，也危及我们的政府构建的根基，正如美国宪法前言所描绘的那样，“为了保证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
为了描述法律教育改革的具体需求，我将以关于州立律师业务的一些观察开始（我的话题）。
伦敦的劳埃德曾预测“法律诉讼从恐惧的‘千年虫’【电脑在识别1999年以后的日期方面存在的缺陷】中涌现出来，它将在美国独自释放出总计1兆【万亿】的能量。”然而，电脑工业的巨头们却对这一事物持另一种看法。“当我和人们（就千年虫问题进行）交谈时，”美国信息科技协会主席哈里斯•米勒说，“除非这一房间中有一个律师想从它里面捞一把钱，否则不会有人会谈及法律责任。”他说他的协会正在尽其所能地教育和培养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意识。“我们考虑的是你该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你将它解决掉，而不是虚构什么法律责任议题。”
在严峻形势下的（1）诉讼和（2）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现在法律职业界的症结是——实际上不良反应是，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为了职业矫正，（我们）需要做什么。
一位经济学家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不必要的诉讼，使公众每年花费约3200亿元。而且我也看到了已经公布的提起诉讼的估计数量，在这个国家每年每一种诉讼都高达八千万起。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满足我所有的幻想。他们又提供了更多的有据可查的、可信的数字，例如，在美国司法部的司法统计署有关案例分析处理的特别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县的1995年7月的民事诉讼陪审案件和判决数据。该公署的特别报告分析了美国最大的75个县一年内的762,000起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的处理情况。在仅就这三个法律领域（即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在75个最大的县的一百万件案子中，已经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三。然而，这份特别报告真正有趣的却是，它表明在美国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严重）现象。在这762000件案子中，只有1.5％是由陪审团审理的，而自愿调解的占（61.7％），被驳回的案件也占（10.8％），即决审判解决的占（3.7％），以上情形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占76.2％）。
乍一看，人们可能想象的是，这些数字描述的是一个良好的局面。毕竟，只有1.5％的人受到审判。但考虑一下：在法院门口解决以前发生的案件的司法费用怎么样？他们（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但事实是，通过律师所谓的“调查发现”和“在实务中的运作”的正规预审程序，构成一个恶名昭彰的滥用当代司法实务的典范。的确，我怀疑在一个美国律师健全的心智中，是否谁也不会（例如，在非正式的、酒桌上的场合）承认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即使是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果一方的律师的律师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紧而有序、直截了当、公正理性地处理，他们（完全）可以只用他们对手通过正规司法实务的方法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解决了他们的案件。而且在为政府和私人执业三十年以后的我将证明，如果客户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律师们的充分的法律咨询，而且（这些）律师也已受到足够的理性处理冲突局势而不是睾丸激素、贪婪或者善意的坏习惯的培训，只有很少时候会遇到实在不能调解的案子。
前文所述的事实——其实，我想说在我的第一个私人执业的案件中，它已经被体现出来了。在我是原告的律师的那个案子中，由于被告的律师甚至拒绝和我们谈论责任是非常明确而唯一真正的议题就是损害赔偿的问题，我才极不情愿地把这个问题引向诉讼。我自愿提供给被告的律师有关该案件法律理论和我的委托客户损害赔偿的书证的一个充分陈述。被告的律师是由一个保险公司出钱雇佣的。他（一度）坚持以双方的（证人）证词和进行其他正式调查发现（的文件）为准，通过近两年的时间才同意调解。我的委托客户曾提出如果此案未经正式（预审）程序，而只采取即决审判方式，就愿意和解，此案（本来顶多）半天就可以结案，可是我们却花了五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才了结此案）。
当我到了（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办公室，拿出清算支票的时候，我问他这个案子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原来建议的方法解决。他还在为他坚持要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而辩护，他说：“（我就直说了吧），这是体制（决定了）应该这样运作（的方式）。它只是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运作良好（罢了）。”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正如它所根据的在这个县每月成千上万的类似案件的诉讼一样——要么是（律师）胡说八道、损人利己的废话，要么是（律师）承认（办事）无能。对于保险辩护律师事务所带给保险公司理赔员的这些(索赔书证)文件而言，该文件很可能只是“不够份量”，除非它至少有两个（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证人）证词和大量其他（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调查发现文件（才行）。
这种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给美国的生活费用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给几乎每一个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成本都增加了几十亿美元。例如，出于对医疗事故索赔的恐惧，（医院）通过大多数医生不会另加考虑的严格的不必要的防御性医疗的做法和程序（来加以防范），（导致这样做的成本）预计约占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的7%到20％之间。
三、被对抗性的律师业务非难的宪政问题
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我最关心的还不是律师们正式的对抗性律师业务的非常过度地使用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的问题，而它也不是和律师接触越多，人们越不喜欢他们的事实，更不是连律师自己现在都可以构成这个县（心情）最郁闷的职业群体，而且他们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表示不满的（人数）比例也在（与日）俱增的事实。相反，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必须或都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律师是不是即使知道也不再（发挥）他们在公职律师执业和私人律师执业方面，作为我们国家宪法制度的捍卫者的最重要的功能的事实，而且，现在他们几乎普遍无知或无视这一可能已经危害到在美国宪法中阐明的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目的的维护和安全的事实。
我们国家宪法的缔造者中荟萃了深谋远虑的政治建筑师，这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先例。当他们在其序言中阐述我们国家宪法的目的时，他们做得如此谨小慎微，以严格遵守我们合众国制度应该以服务为优先。该序言宣布我们国家的如下目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1]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2]树立正义，[3]保障国内安宁，[4]提供共同防务，[5]促进公共福利，[6]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我们国家宪法的首要目的是宣告要从我们的人群和各自为政的州的多元化中挣脱出来，以“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我们现在可能会为美国的多元化而自豪。但是，即使在18世纪末，起初的13个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上签字的州，也是一个“多元化”组合。没有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没有现在电子（大众）传媒和跨国企业法人所可能拥有的文化的同质化， 18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人们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相比，生活在显著不同的文化之中。我们国家“宪法”的非常首要的目的是将多元化汇集到[1] “更完善的联邦”之中去，因为邦联章程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宪法的）一个目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作为关键（来看待的）。因为当时美国人群的多元化，现在仍然（使其保持）相对和谐地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奇迹创造的东西。但我们的“更完善的联邦”（梦想）现在在公共执业的诉讼律师不必要的诉讼的领导下可能再次受到威胁，其“武力”（足以）让其破碎。
目前的宪法发挥的作用已经使民众之间形成了“更完善的联邦”，但宪法在政治上的首要目标依然是[2]“树立正义”（理念），而不是“创建法律”。正义和公正理念也要作为我们制定基本法的首要目标。不管不同的“正义”理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民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依据权力的优劣，财富的多少、强势程度来选择和拒绝给予。
我国（假设是美国）政府的第二个目的 [3]“保障国内安宁。”也就是说，一旦联邦确立下来，我们建立法律体制来实现正义，以确保我们的民众安宁。适用法律的必然含义是作为不和谐，分裂和战斗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缔造和平的手段，其中的原因可能会发现和平的手段是违反我国宪法的首要目的之一。以解决问题、调解人和和事佬身份（出现）的律师，是忠实于这一（宪法）目的的。甚至在秩序可以用合理的经济的价格衡量的诉讼中，蓝波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不接纳战俘”的私人宣誓誓言（意思是说律师不作为诉讼人为战俘辩护），以及坚决维护委托人的最后一毛钱的权利——这与宪法的目的相违背。
如果紧密团结的人民生活在在旨在树立正义的法律（统治）之下，生活在我们国内的安宁之中，那么“宪法”久把注意力转向[4]共同防务和[5]促进公共福利。这五个合众国宪法的目标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的判断标准：[6]“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四、针对解决问题、缔造和平模式的律师业务，法律教育急需变革
在总结与如今美国的律师业务和法律教育的问题有关的我们的宪法基本目的之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相关的个人说明。和数以千万计的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是孙子辈和曾孙辈的移民。我曾参观过我的祖先逃离的充满暴政和迫害的那片土地。他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回去，以至于我对他们让我在这里出生的特权并不心存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经常性旅行证实了作为一名美国人的我，在自身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已经能够确保我“得享自由的幸福”，我是（多么）惬意的。我不仅是为美国而高兴和自豪，，也为能在这片土地上当律师而高兴和自豪，正如林肯所说的“敬畏法律”那样，并且应该敬畏“民族的政治宗教”。在我的余生，它的夺目光辉照耀了我自身和我的两个孙子。我希望他们至少像我一样，能够享受到旨在保护他们的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幸福”。
但最近典型的律师行为的涌现，使得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每一个美国律师，当他在执业律师协会上承诺，宣誓（或肯认）捍卫他或她们州的法律和美国宪法。这句誓言——我担心，也许大家也觉得——它是律师入行的仪式，其意义被忽视、漠视、误解，或遗忘。我认为，这一誓言的证据效应，可以简单地通过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这是他们的宪法职责的调查结论来得以建立，正如法院工作人员，被授权解释、宣传、管理和执行土地法，帮助“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如果不能以毅力和决心，“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最佳状态”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和平，以及以他们所拥有和解的技能，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聘请律师就是一种失策，他们将视为违背了其宪法宣誓，对他们所呼吁的精神也是一种深度的背叛。
现在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中，大家普遍都不能牢牢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流行性的失败，其实正是一种能威胁甚至削弱我们宪法性的原则和目的的保持和稳固的失败。与美国后市民社会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个世纪将有可能延续其第一和第二世纪稳定、繁荣和进步的世界历史奇迹。但我不得不说，只有足够的美国法律界成员能及早认清他们作为美国民主长期性看护者的批判促进作用时，我们的希望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其实这就是律师被美国公众所赋予的职责：
“美国律师的工作环境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完全法律化的社会。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多世纪前，美国人就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律师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是反应了美国法律的政治性，因为20世纪美国人的社会自己构建了如此的政治机构“。
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表明：当冲突在民主社会的不同派别之间大幅增长时，法律制度就不能够充分地、和谐、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独裁政府或暴民统治。社会中的暴力超出了某一限度是令人悲哀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大部分人愿意用自由去换取更高的安全。托克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稳健的法律体系在维护共和政体自由中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在谈及律师（当时是男性的专利）职业时，托克维尔写道：
“我不是不熟悉人们性格的内在缺陷。但如果没有民主原则与律师严谨的掺杂融合，那我质疑民主本身是否能存在。在一个合众国里，如果处理公众事务的律师的影响不与人民的力量成正比，那我不会认为这国家能维持多长久”。
托克维尔不是谈论兰博诉讼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他的话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暗示，只有当我们律师学着比以往花费更多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神奇的多元化美国变得更和谐融洽时，美国的民主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和繁荣。首先是维护和平，其次还是维护和平，最后还是维护和平的想法和表现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对于战士的最终手段——记住和认真思考他们的宪法的誓言。
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失去将不会引人注目，不会有锁链和地牢的暴政。它的失去将安静，渐进，源自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及暴力所催生的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关切，直到——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的人民变成“胆怯而辛劳的绵羊，政府是其牧羊人。”
这把我带回了这次演讲的主要观点：作为我国宪法的保护者，当代法律教育的不足之处帮助了律师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美国法律教育的主流模式，仍然是教导学生以步步进逼的方式进行辩论，自己既毫不留情，也不接受对手的宽大；而且还教导学生怎样用毫不妥协的技巧来反驳对手的观点。只有不足 4% 的美国法律学校要求学生接受只有一个小时的谈判训练，作为他们必学的技能之一。假如你想推祟的是民事（诉讼）的恶斗，而非和平解决纷争，那就整体而言，美国的法学院会依然是延续你的创建精神的学府。法学院就不是为促进排难解纷而设的学府，而是助长牟利纷争的学府。
鉴于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多样化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它应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法律系的学生不需要学习任何无论何时都能帮助他们解决而不是加剧冲突的技能就可以从法学院毕业；他们不需要学习成功解决问题，建立和平，双赢谈判的先进的技巧，他们得首先看清自己是纷争的侵虐者，根本不是热心的调停者。
5.结论
作为耶鲁大学的校友，本次演讲的总结陈词是直接针对你们的；我恳请你们，以你能够参与的任何方式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通过你对你自己的律师有所要求；你可以尽力支持克罗曼院长的理念，去进一步警醒美国民众，任由“法律职业中衰落的理想”彻底衰落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内在危险；并尽你所能以其它各种方式来帮助法律教育转向维护和平的模式，坚定不移地遵循我们的美国宪法和共和形式政体的明文规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行使职责“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T•克罗曼著，周战超, 石新中译，《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美)JamesM.Altman著,杜国栋译，现代庭审律师与律师政治家——评《迷失的律师》,转引自雅典学园（傍江水寒2007-03-19上传）
蔡文海
从国际经验来看，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是欺诈与反欺诈的历史。所谓证券欺诈，主要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四种行为。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法律极为严密的国家，证券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主体之多，惩处面之广，违规行为越禁越多的现象，仍然叫人叹为观止。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受中国证监会和有关机构处罚的上市公司有100多家、金融机构和券商有100多家次。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累计约有数十家，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也受到过证券主管部门的批评或处罚。该统计还不包括期货机构、咨询机构。1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扩容，证券欺诈愈演愈烈。最著名的事例，包括1996年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前后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1996年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和红光实业虚报利润，1999年大庆联谊作假上市，等。
证券欺诈行为有什么危害性？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作简单的讨论。首先，欺诈行为损害了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进而损害其融资功能。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伤害了“循规蹈矩”的企业，抬高了它们的融资成本。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资本市场信息提供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结果，评价企业及其经理阶层的绩效变得非常困难，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市场上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但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阻碍了融资体制多元化的进程，而且严重妨碍了职业经理(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的形成。现代企业本质上讲必须是企业家的组合2。在缺乏一个职业化和市场化的企业家群体情形下，改善激励机制例如引入年薪制，就成了空谈。
证券市场欺诈成风，是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吗？显然不是。通过立法管制欺诈行为已有年头。例如，1993年除《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外，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特别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最近生效的《证券法》更对这类行为施以严刑峻法。该法规定的责任条款总共约有33条之多，其中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1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新《刑法》第１８０条至第１８２条也规定：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转嫁风险"者，处５年以下有用徒刑或拘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证券欺诈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开始向多元化、专业化、隐蔽化的深层次发展。证券欺诈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本文试从证券制裁体制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证券制裁体制的三个支柱
证券制裁体制一般分为行业自律，官家执行体制(刑事或行政制裁)和私家执行体制(民事诉讼)三个部分。三个支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实施的制裁是否有充分的威慑效果。犯罪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上，有两个变量：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及确定性(probability，或称概率)。制裁越严厉，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越大，威慑效果就越强，反之就越差。因此，威慑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著名法律经济学学者波斯纳认为，增加惩罚确定性的代价高昂，而增加惩罚的严厉性的代价远远为低，几乎等于零。因此，他主张提高惩罚的严厉性，以便在较低执行成本的情形下取得相同的威慑效果。3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波斯纳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虽然经济学假设一般个体都是厌恶风险的。但是这个假设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相反，有证据表明，"敢做股票的都非等闲之辈",4证券欺诈行为人都有强烈的风险偏好。5。这种偏好因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和企业内部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得到加强。原因是，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这些机构大户，又多为国有金融机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产权的"硬约束"，赚了归自己，亏了算国家的，操作者放手一博的动机非常强烈。何况，上述厌恶风险的假设可能不见得能够成立。是否厌恶风险，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要看冒相关风险合算不合算。低概率的严厉惩罚难于产生威慑效果。以乘坐飞机为例。虽然机毁人亡对乘客来说，是一种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但是由于空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因此不坐飞机。犯罪学家相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6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可能对于吓阻违法犯罪行为更加有效。否则，即使规定的惩罚非常严厉，但是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者处罚得很轻，他们还是就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对波斯纳观点的另一个有力批评是，至少在现代法治国家内，如果不想“草菅人命”的话，“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例如，将个人投入监牢的刑事处罚，后果过于可怕。相应地，法律要求对嫌疑犯实施一定的程序性保护。而这将降低惩罚的确定性。波斯纳似乎没有考虑到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彼此消长的的关系。关于制裁的严厉性和确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反思确保证券法实施的三个不同体制。
首先谈谈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即大多数个人和公司均致力于提升职业操守标准，而这些标准是由业内龙头企业确立的。关于行业自律的作用，国内有不同看法。英国的经验表明，行业自律要奏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金融界圈子不大，彼此相识。其次，金融界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第三,一个人在同道中的名声至关重要，声名好坏比潜在的处罚来得要紧。7前述两个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姑且不论，光就名声的两面性来看，在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我国自律能否奏效值得怀疑。白领犯罪学专家萨瑟兰早在1949年就写到:“那些破坏旨在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的生意人，经常并不因此失去身份或者商业同道。虽然行业中的某些人对他会有看法，其他人却会敬佩有加。"8他五十年前的评论预言了当日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中国证监会每年都查处了一批案件，但在业内并没有形成"操纵股市可耻的观念，相反在业内却经常流传一些"令人称羡"的操纵成功事例。”9
从实际情况看，行业自律在中国基本上软弱无力，有时还出现行业保护主义的倾向。10证券业概莫例外。一方面，行业协会在对其成员(主要是证券商)的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尽管在这些协会的自律公约中，也可以看到"会员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予以以下处分"的条款，但那些惩治的措施(如：责令改正、警告、协会内部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呈报上级主管机关等)无力无效，完全不能对违规者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机构的机制不够健全和独立，影响其工作质量。当不少证券机构铤而走险时，行业协会并未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制止。对于这个结果，人们实际上不必大惊小怪。虽然社会信用在任何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研究转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体制的遗产之一，就是信用程度很低。11在这种社会里，法律没有发挥它的核心功能，即防止不正当的价值转移，结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名声和信誉更是不值钱。从上述威慑理论来看，行业协会形同虚设，关键在于其施加的制裁不痛不痒。这是行业自律的天生缺陷。证券行业自律发端于英国。这种监管手段是否仍然合乎时宜，很成问题。在公司证券法律方面，香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英国的翻版。但是，两地以及美国的一些商法专家都对行业自律的有效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12
官家和私家执法体制的得失
官家执行体制在一些方面有其优越性。私家是否起诉，考虑的是自己是否能否从执行行动中获得好处。这会导致方向相反的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投资者会“敲竹杠”，对大公司，证券商和专业机构动辄以诉讼相要挟。另一方面，如果无利可图，投资者就对证券违规行为兴致索然。在我国，从长时间来看，两权(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将是大多数公共公司的基本特征。由于股权分散化和股东异质性，单个股东为监督付出的成本将使所有股东受益。因此，广大散户股东对公司既然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也缺乏监督热情,搭“方便车"倾向强烈，热衷于"用脚投票"。官家执法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个集体行动问题。其次，私家执法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如果十次违规却只有一次被成功地索赔，对欺诈行为人来说，在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作奸犯科仍是有利可图的好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官家执行体制特别是刑事制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无庸讳言，官家执法也有缺陷。首先,全球证券监管部门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财力与人手的严重不足。依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职能，从审批企业境内外上市，到批准首期公开发行(IPOs)的价格，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证券会的人手却非常有限。该机构目前总共约300人，其执行部不足30人。调查商业欺诈是件极其费时费力繁琐的工作，有时需要在不同地点审查上百成千文件。不用说证监会的调查经验和专长不容乐观13，光是例行各类公事，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会焦头烂额，有多少精力用于监督此起彼伏的证券违法行为，值得怀疑。其次，在处理证券欺诈问题上，我国同样存在政出多门这一普遍问题。调查证券欺诈一般由证监部门负责，但是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14是否起诉证券犯罪案件，则由检察院决定。涉及案件处理的部门，可以包括人民银行、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甚至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问题是不同衙门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部门利益。公安和检察工作千头万绪，又有多少精力和热心去管证监部门的份内事呢？毕竟，如果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问题，不管公平与否，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将是证监会。如果公安检察机关的人员认为上市作假没有杀人抢劫那么严重，也不足为奇。人多不一定好办事。官方执法过程将出现扯皮掣肘现象，可想而知。何况，在企业上市包装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包括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甚至领导人个人利益往往与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查处，必使其劣迹败露。证券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难免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今年初发布的《查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呼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不得以罚代刑，加强信息交流，云云，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是证监部门的态度问题。西方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Theory)认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乃至整个官僚系统都有谋求部门私利的倾向。15该理论预测，行政机关因此将呈现某些行为特征。其中某些与证券管制直接相关。首先，任何行政机构都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于其它部门争权夺利。前些年中国证监会与中央银行，乃至财政部以及国家体改委争夺监管证券业的监管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微观层面上看，证监会可能会以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代替刑事制裁。因为，把涉嫌犯罪的欺诈行为人交给公安机关侦察，检察机关起诉，证监会就失去对相关案件的主导权。相似的形象已经出现于美国。16。其次，管理机构都致力于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批评。在面临有限理性的情形下，它们规避风险，并倾向于过度管制。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理性的。原因是，监管部门不会因为在管制的成本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而受到赞赏。但是，如果出现管制失灵(regulatoryfailures),哪怕是有效率的失灵，它们都可能受到抨击。结果，监管部门行为趋于保守。在制订规则时，它们也尽量避免清晰明了的规则，虽然这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行计划并减少诉讼。第三，监管部门习惯于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乐意做些“表面文章”，说得多做得少。蓝杰沃特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证监会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组织理论的猜测。17
那么，在防范证券欺诈上，证监会的部门利益在哪里?对它来说，过于热心打击欺诈对它可能没有好处。得罪人不说，抓得越多，说明证券市场问题成堆，这有损其部门形象。不过，不抓也不行，这与群众对证券市场秩序紊乱的感觉有出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证监会对欺诈活动会有所动作，但不会“走过头”。这就是为什么证监会的高层人士喜欢说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原因。行政机构谨小慎微，害怕承担风险而且老想保护自己面受外界批评，中外皆然。一个商业欺诈问题专家就曾说过：“在英国，大张旗鼓地侦破欺诈案件政治上没有好处。”。18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隐蔽性，犯罪人行为难以取证、难以界定，监管部门谨小慎微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还会出现有趣的微观现象。实践表明，办案人员最怕的，就是办“夹生饭”案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重大怀疑但又无充分证据。因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无休止追查并不现实。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窘境，证监部门可能乐意于调查那些它们较有把握，而把可能更重要的案件撇在了一边，或者象公安机关有时所做的那样，不破案就不立案。19同样地，由于取证困难，监管部门对违规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从轻发落。对后者现象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证监会同样需要保护。对于证监会的裁决，一般都允许当事人提起司法审查程序20。一般来说，处罚越重，当事人上诉的动因就越强烈。但是，没有政府机关希望自己的决定因为不公平或者武断而被推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司法审查可被当事人当作一种手段，以便迫使管理当局改变特定行为或者同意施加更轻的处罚”21。这个威胁使得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手下留情。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在两者情形下，处罚者均以相对较低处罚换得被处罚者对处罚结果的接受。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是结果堪忧。它不但损害了公平，也使许多行政制裁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刑事制裁对于吓阻违规者有时的确具有独特作用。《证券法》第11章中共有1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这在一部商事法律中是很少见的。立法者显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吓阻止违法现象发生。“治乱(世)市用重典”的决心固然值得称道，但是结果会如何呢？可能令其大失所望。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制裁越严厉，保障行为人受到公平审判的程序性措施就越趋严格。在我国，只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对人犯定罪量刑。相较之下，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一般证明要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与证据更有说服力即可。证明要求的差别区别导致了对违规者责任确定律的重大差异。事实上，虽然这些管辖区域的公司证券法律甚至一般刑事法律都不厌其烦地规定了违规行为的刑事责任，无论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因证券违规行为而被处以刑事处罚的例子都是很少的。1998年11月,中国法院首次援用新刑法中的证券犯罪条款,在在被称为证券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事件中,对两名个人违规者进行了刑事处罚，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其中一人的还是缓刑。22刑事定罪一者少见，二者处罚不重，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证明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但是，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却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关叫不咬人，久而就之，人们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按住葫芦起了瓢。刑事责任的加重可能导致威慑效果下降，这大概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23何况，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人穷志短。在贫困的社会里，谋生不易，赚钱何其艰难，许多人往往愿意以自由、尊严甚至健康来换得金钱，也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作为威慑手段，刑事制裁还有其它缺陷。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证券欺诈往往涉及法人犯罪，如何惩罚合适呢？如果惩罚该法人，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针对个人，容易出现“替死鬼”现象。机构和直接涉案的较低级职员受到惩处而幕后指挥者则因查无实据而逍遥法外或行政处分了事。24至于罚款，数量小无关痛痒，数量大一则难以执行，二则损及有关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利益，可能还会被抨击为花钱买违法的许可证。何况，以罚代刑有损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取消从业资格等直接针对个人，本应具有较大威慑效果。但是，由于取得这种资格时许多人并未付出巨大代价25，这种处罚很可能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
相比之下，私家执行体制具有一定优势。民事诉讼目前是投资者取得赔偿的唯一途径。民事赔偿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调动投资者起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吓阻潜在违规者违法。必须将欺诈果实吐出来，对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人来说，这个制裁可说打蛇打在了七寸。民事赔偿的可能性也使广大的受害者乐于协助政府发现和调查欺诈案件。犯罪学家发现，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26妇女被强奸后一般不愿声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谁都乐见其成，但是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如果受害者知道抓获侵害者后自己可望得到赔偿，情景可能就不相同了。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相关制裁的威慑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必须将投资者的民事救济权利广而告之。这就离不开法制宣传和新闻报道。
在这个方面，一个较成功的先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制定该条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打假治假，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打击造假、卖假的不法分子。从实施效果看，立法者的初衷基本达到了。由于各级消费者组织和新闻媒介对该法的双倍赔偿的规定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者对欺诈行为的投诉显著增多，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打假为业的群体。这就是著名的“王海现象”。消费者运动与打击证券欺诈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例如，对于个别购买者来说，对于小额纠纷,他们往往忍气吞声，缺乏告状的积极性,而且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愿告状愿投诉27。批评他们权利意识淡漠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告诉之前考虑值与不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理性和打击作假行为的“公共品”的特征。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挑大梁”的集权式的执法体系，而是大众自发追索的分权式的执法体制。
在这方面，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尤其重要。所谓集团诉讼，是指当争议发生后,权益受损的众多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成一个集团,由集团中一人或者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成员起诉或者应诉,而法院所作的裁决对所有集团成员均有约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规则对于证券法的特殊影响，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证券诉讼案件的重大差别得到证实。两国证券法规中的民事责任制度极其相似，28但私家诉讼案件数却判若天渊。这主要由于两国不同的集团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英国，并为美国和加拿大所效仿。这些国家都把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但是，加拿大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传统上极其严格，集团诉讼制度名存实亡。不同的民事诉讼规则导致了美加两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目上的极其显著的差异。29近年来，加国开始向美国模式靠拢，同时允许在集团诉讼情形下实行“胜诉酬劳”制度。结果，集团诉讼案件数目急剧上升,30放松限制的效果立竿见影。
美国的经验表明，投资者的查询和投诉是监管部门发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31可以预言，合适可行的索赔机制，将大大提高投资者通过告状或者投诉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无疑将以合理的成本显著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并惩处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相关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较低，有助于民事责任的确立。例如，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负责起诉内幕交易案件。该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过，在四分之三的案件中，他有证据证明民事责任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要他满足刑事的证明标准，他就无能为力了。32由于制裁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组合比较理想，行之有效的民事救济体制可望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并构成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中国私家证券诉讼:目前的困境
在中国，投资者通过诉讼寻求民事救济,目前存在严重法律和现实障碍33。不管是《公司法》，或是《证券法》，对诉讼事由都采取及其有限的列举方式。前者赋予股东一系列权利。从表面上看，与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法类似。问题是，该法通常没有规定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股东可以享有哪些民事救济。中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董事经理对于股东和公司，以及控权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股东诉讼缺乏一般的法律依据。虽然《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因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他们可以提起索赔诉讼。但是，如何个索赔法，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给予明确的指导。相反，零散的法规体系使得提起证券诉讼变得非常困难。其它的障碍包括：(1)由于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信赖假定”条款34，原告投资者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与被告的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就意味着原告需要证明在买卖证券时自己信赖于招股说明书等通信内的虚假，致人误信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换句话说，就是证明如果所有重大事实均已得到披露，他是否还会去买卖特定证券。由于证券价格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原告往往难逃败诉的命运。35其次，中国没有完善的集团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从证券诉讼中获益有限，他们个人往往不愿意起诉实力强大的大公司，证券和专业机构，以免得不偿失。这个“集体行动”难题只能通过集团诉讼方式解决。然而，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得很笼统，且设置种种阻碍，使集团诉讼难以发挥实效。第三，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适用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诉讼费用的原则，一般投资者对于提起诉讼顾虑重重。第四，集团诉讼要大行其道，离不开“胜诉酬劳”即“不成功不收费”制度。这种制度把诉讼结果与律师费挂钩,把诉讼的融资问题交给愿意为此冒险的诉讼律师处理，使私家证券诉讼变成现实。对于这种收费方式，目前中国法既不禁止也不认可。第五。《证券法》中若干责任规则的缺陷也加剧了投资者索赔的困难。36《证券法》规定，为证券发行，上市或者交易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连带的民事责任。何谓“弄虚作假”？该法语嫣不详。中国证监会法律部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咨询时说，律师对于已经勤勉尽责仍未能确定的事项，应当出具保留意见。这实际上回避了存在重大错误陈述包括遗漏时，如果职业人士并不实际知情是否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37。美国等地的经验表明，能够证明上述职业人士对其实际知情的案件是很少的。正是因为即使不知情也可能承担责任，才迫使被称为“警犬职业”的服务机构，诸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对可能产生责任的事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强化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职业机构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缺乏复杂的财经知识和经验的多数中国投资者，并纠正证券市场严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损失，困难重重。遗憾的是，《证券法》第209条规定进一步伤害了投资者索赔的积极性。该条规定:"依照本法对证券发行，交易违法行为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全部上缴国库。"虽然中国经常受到“有法不依”的讥评，这回倒是法律怎么说，实践也就怎么做。在琼民源事件中，证监会就下令将132810000元的“非法收入”充公。结果，虽然该笔款项大部来自广大投资者，107,000位股民却分文未得。第209条的规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严重挫伤投资者发觉和控告欺诈行为的动因。可以断言，没有完善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就不可能有健康持久发展的证券市场，证券欺诈的猖獗现象就难以杜绝。如果说无时不在的私家诉讼威胁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的话，在主要依赖行业自律和官家制裁体制的英国和香港,民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公司证券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38
若干改革建议
如上所述，证券欺诈屡禁不止，关键原因在于证券制裁体制存在根本缺陷。行业自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事诉讼制度名存实亡。而政府倚重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体制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绝非偶然。那么，如何改进目前的证券制裁体制呢？首先，要完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特别是建立证券集团诉讼机制。其次，应当理顺不同衙门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上的关系，最终实现证券欺诈行为的调查权和刑事起诉权集中于证监会的过渡。第三，灵活处理法律程序中的证明要求问题。可以规定，在违规者对证监部门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据原则。这在美国有先例。第四，证监部门要保护投资者，首先是自己要得到适当保护。安大略《证券法》第141条就规定，就证监会善意执行证券法律或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失责或者疏忽行为，不得对其或其成员，雇员提起索赔诉讼。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证监部门能够摆脱后顾之忧，有利于它们大胆负责地工作。第五，更积极地使用一事多罚的办法。例如，如果证券律师参与证券欺诈，不但证监会要对其罚款，吊销或者暂停其证券律师职业资格，而且管理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相当于香港的律师公会)应当立即跟进，对违规律师刻以其它处罚。甚至执政党的纪律部门也可对相关律师进行党纪处分，如果该律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加重违规者的损失，同时绕开刑事定罪往往既不容易也不合适的障碍。第六，私家证券诉讼不无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导致诉讼费用高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受到一定干扰，投资者与其证券律师可能串通，进行诉讼,等等。为了有效控制私家诉讼的这些负作用，，同时也为了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经常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的做法，让政府机构特别是证监会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一定作用。在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SIB)就曾向非法进行投资业务的人士成功追讨过赔偿金并把它派发给受害的投资者。39在这方面，具有较完善立法的地区要算加拿大安大略省。该省《证券法》规定，当出现内幕交易等情况时，相关好处应当归于上市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经其证券持有人或者证监会申请，如果法院确信该公司或者基金没有，怠惰于提起旨在追讨内幕交易收益的诉讼，或者虽然提起这种诉讼，但是检控不力，法院可以授权或者责令证监会提起诉讼,相关的诉讼费用也由后者承担。为该目的，上市公司与基金必须向证监会提供充分合作。40建立一套相对健全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考虑到中国目前严重缺乏高素质的证券律师，由证监会代表投资散户提起民事诉讼尤为必要，也有助于解开政府害怕证券诉讼失控的心结。当然，这个设想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证监会能够迅速招募到合适的法律人才。目前低廉的薪水待遇和爱国奉献的理想主义号召显然解决不了问题。
顺便提一下，加拿大(主要指安大略省)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与美国的极其类似。但是，美国证券法规则体系零散。不但证券立法显得杂乱，而且一般的普通法规则与法规中的规则关系复杂。经常地，这成为证券诉讼的主题。相比之下，加国汲取了美国法的精华部分，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体例上更胜一筹，对欠缺证券民事责任立法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更有借鉴价值。《安大略证券法》全文业经大陆法律学人移译成中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加拿大重要公司公司法和证券法》一书，特别是《安大略证券法》第二十三章(民事责任)。
结语
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大陆中国人"非讼"的传统意识正在急剧淡化。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国人已经不再“和为贵”，求得一团和气。相反，他们日益倾向于诉诸法律，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法院案件因此呈直线上升趋势。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可喜征兆。41遗憾的是，政府的观念转变好象比民间慢了一拍。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表明，中央计划时代政府揽权争利的陈腐观念阴魂未散。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投资者，防范和制止证券欺诈行为的蔓延对于发展证券市场，改善企业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的投资者保护体制的特征，可以用父权主义这个词语来概括。
有人统计，该法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与证监会直接或者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把自己当作证券市场的主角，大包大揽。另一方面，却不赋予或者说剥夺了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的应有权利。民事责任制度名存实亡。广大投资者面对的是，障碍重重的民事索赔体制和使其丧失索赔积极性的反激励机制。市场秩序紊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监管部门权力不足，以及对违规者处罚不够严厉的问题。
政府未能意识到的是，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官家执法体制本身，都存在着局限性。与刑事和行政制裁体系相比,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由于具有威慑的确定性和确定性的更为理想的组合，对于遏制证券欺诈更为有效。政府垄断对公司证券法制的执行的结果，是使证券欺诈充斥于市，违规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反思证券执行体制上的根本性漏洞，进行有效改革，伴随政府将民间储蓄从银行赶向股市的努力将是银行的兑付隐忧转换成他日股市崩溃的危机。社会大众的毕生积蓄，将逐步蒸发,"合法”地化为泡影。由此而来的对政府失职的不满和指责，可能演变成震撼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风暴。中国政府反思其保护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刻不容缓。相关的修例固有必要，观念更新却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可以说，那种认为只有政府大手包揽，垄断执法才能确保公共秩序，并视民众权利和参与为累赘的父权主义哲学才是中国证券欺诈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作者蔡文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律博士（JurisDoctor）（1997年）。
本文原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11月（总272期）。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1 转引自郭锋， “完善证券监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研 究 报 告, 载 于中国咨询行商业报告库(在线词典) (1998 年 8 月 20 日)。
2 See, e.g., S. Y. Wu, Production, Enterprenuership and Profits (1989).
3 Richard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 at 167. 但 是， 根 据 贝 克 和 斯 蒂 格 勒， 加 重 处 罚 增 加 了 腐 败 的 收 益。See Gary Becker and George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at 6.
4 这是为数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或市场观察研究人士在直言，新刑法生效不会 给 股 市 带 来什么大的影响时的评论。参见“新刑法生效会减少股市范规吗?”，《经济日报》 (1997年11月4日)。
5 “证 券 欺 诈 行 为 人 的 冒 险 性，投 机 性， 赌 博 性 强。由 于 目 前 规 范 证 券 市 场， 制 裁 欺 诈 行 为 的 相 关 法 律 尚 不 完 备， 抓 紧 时 间 钻 法 律 空 子 “捞 一 把”的 欲 望 使 其 行 为 几 近 疯 狂”。新 华 社，“中 国 防 范 和 控 制 证 券 欺 诈 刻 不 容 缓” (1998年 10 月 26 日)。
6 See, e. g., J. C. Coffee, Jr., "Corporate Crime and Punishment: A Non-Chicago 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Criminal Sanctions" (1980) 17 Am. Crim. L. Rev. 419 at 423.
7 See, e.g., N.S. Poser,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at 85.
8 E.H. Sutherland, White Collar Crime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9) at 219.
法律教育和合众国的未来
[美] 哈里森•谢泼德 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一、开场白
万分荣幸受邀来到耶鲁俱乐部发表演讲。我从没上过耶鲁大学，但是对我来说，这里有与我即将讲到的话题直接相关的重要联系。我是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黑斯廷斯法学院就读的。我作为一名学生真正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位法学教授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前任教师：即罗斯科•T•史蒂芬教授（史蒂芬教授1890年生于蒙大拿州。当他还是一名耶鲁大学学生时，他学习了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讲授的宪法课，在塔夫脱任美国总统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曾经给他当过法律研究方面的助手。结果，史蒂芬教授被推荐为美国司法部长。而我也于1967年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部门（史蒂芬教授也曾在此工作过）当律师，这是我自己法律职业的开始。
与耶鲁大学有关的第二个联系是极具个人意义的，甚至更直接关系到我所谈论的主题。耶鲁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安东尼•T•克罗曼，他曾经写过我所认为是许多有关美国律师业务标准在下降的已经发行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谈到的从乡村律师协会到州立律师协会（还在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去讨论为了在美国法律教育和实践中的改革这些至关重要的需求，我经常性地引用克罗曼院长关于渐进式损耗的评论，他将律师业务模式称为“律师政治家理想”。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基于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耶鲁气质——也许谈它的精神面貌还扯得不够远——比其他法学院更接近——例如，哈佛的——则需要控制精神，控制美国法律职业需求方向的精神。我希望我所意味的是将来能成为谈论这一结论的清晰表达者。
二、通行的律师实务
安排好的标题是“美国法学院教育需要改革”。在提出这个话题时，我不仅仅希望告知听众，我另外还要警告你们。花费多年研究这一话题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现在律师的典型行为，如果继续未经检验和未经改造，将严重地危及我们大众市民团体的未来健康和安全，也危及我们的政府构建的根基，正如美国宪法前言所描绘的那样，“为了保证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
为了描述法律教育改革的具体需求，我将以关于州立律师业务的一些观察开始（我的话题）。
伦敦的劳埃德曾预测“法律诉讼从恐惧的‘千年虫’【电脑在识别1999年以后的日期方面存在的缺陷】中涌现出来，它将在美国独自释放出总计1兆【万亿】的能量。”然而，电脑工业的巨头们却对这一事物持另一种看法。“当我和人们（就千年虫问题进行）交谈时，”美国信息科技协会主席哈里斯•米勒说，“除非这一房间中有一个律师想从它里面捞一把钱，否则不会有人会谈及法律责任。”他说他的协会正在尽其所能地教育和培养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意识。“我们考虑的是你该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你将它解决掉，而不是虚构什么法律责任议题。”
在严峻形势下的（1）诉讼和（2）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现在法律职业界的症结是——实际上不良反应是，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为了职业矫正，（我们）需要做什么。
一位经济学家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不必要的诉讼，使公众每年花费约3200亿元。而且我也看到了已经公布的提起诉讼的估计数量，在这个国家每年每一种诉讼都高达八千万起。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满足我所有的幻想。他们又提供了更多的有据可查的、可信的数字，例如，在美国司法部的司法统计署有关案例分析处理的特别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县的1995年7月的民事诉讼陪审案件和判决数据。该公署的特别报告分析了美国最大的75个县一年内的762,000起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的处理情况。在仅就这三个法律领域（即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在75个最大的县的一百万件案子中，已经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三。然而，这份特别报告真正有趣的却是，它表明在美国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严重）现象。在这762000件案子中，只有1.5％是由陪审团审理的，而自愿调解的占（61.7％），被驳回的案件也占（10.8％），即决审判解决的占（3.7％），以上情形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占76.2％）。
乍一看，人们可能想象的是，这些数字描述的是一个良好的局面。毕竟，只有1.5％的人受到审判。但考虑一下：在法院门口解决以前发生的案件的司法费用怎么样？他们（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但事实是，通过律师所谓的“调查发现”和“在实务中的运作”的正规预审程序，构成一个恶名昭彰的滥用当代司法实务的典范。的确，我怀疑在一个美国律师健全的心智中，是否谁也不会（例如，在非正式的、酒桌上的场合）承认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即使是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果一方的律师的律师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紧而有序、直截了当、公正理性地处理，他们（完全）可以只用他们对手通过正规司法实务的方法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解决了他们的案件。而且在为政府和私人执业三十年以后的我将证明，如果客户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律师们的充分的法律咨询，而且（这些）律师也已受到足够的理性处理冲突局势而不是睾丸激素、贪婪或者善意的坏习惯的培训，只有很少时候会遇到实在不能调解的案子。
前文所述的事实——其实，我想说在我的第一个私人执业的案件中，它已经被体现出来了。在我是原告的律师的那个案子中，由于被告的律师甚至拒绝和我们谈论责任是非常明确而唯一真正的议题就是损害赔偿的问题，我才极不情愿地把这个问题引向诉讼。我自愿提供给被告的律师有关该案件法律理论和我的委托客户损害赔偿的书证的一个充分陈述。被告的律师是由一个保险公司出钱雇佣的。他（一度）坚持以双方的（证人）证词和进行其他正式调查发现（的文件）为准，通过近两年的时间才同意调解。我的委托客户曾提出如果此案未经正式（预审）程序，而只采取即决审判方式，就愿意和解，此案（本来顶多）半天就可以结案，可是我们却花了五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才了结此案）。
当我到了（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办公室，拿出清算支票的时候，我问他这个案子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原来建议的方法解决。他还在为他坚持要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而辩护，他说：“（我就直说了吧），这是体制（决定了）应该这样运作（的方式）。它只是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运作良好（罢了）。”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正如它所根据的在这个县每月成千上万的类似案件的诉讼一样——要么是（律师）胡说八道、损人利己的废话，要么是（律师）承认（办事）无能。对于保险辩护律师事务所带给保险公司理赔员的这些(索赔书证)文件而言，该文件很可能只是“不够份量”，除非它至少有两个（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证人）证词和大量其他（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调查发现文件（才行）。
这种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给美国的生活费用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给几乎每一个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成本都增加了几十亿美元。例如，出于对医疗事故索赔的恐惧，（医院）通过大多数医生不会另加考虑的严格的不必要的防御性医疗的做法和程序（来加以防范），（导致这样做的成本）预计约占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的7%到20％之间。
三、被对抗性的律师业务非难的宪政问题
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我最关心的还不是律师们正式的对抗性律师业务的非常过度地使用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的问题，而它也不是和律师接触越多，人们越不喜欢他们的事实，更不是连律师自己现在都可以构成这个县（心情）最郁闷的职业群体，而且他们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表示不满的（人数）比例也在（与日）俱增的事实。相反，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必须或都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律师是不是即使知道也不再（发挥）他们在公职律师执业和私人律师执业方面，作为我们国家宪法制度的捍卫者的最重要的功能的事实，而且，现在他们几乎普遍无知或无视这一可能已经危害到在美国宪法中阐明的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目的的维护和安全的事实。
我们国家宪法的缔造者中荟萃了深谋远虑的政治建筑师，这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先例。当他们在其序言中阐述我们国家宪法的目的时，他们做得如此谨小慎微，以严格遵守我们合众国制度应该以服务为优先。该序言宣布我们国家的如下目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1]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2]树立正义，[3]保障国内安宁，[4]提供共同防务，[5]促进公共福利，[6]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我们国家宪法的首要目的是宣告要从我们的人群和各自为政的州的多元化中挣脱出来，以“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我们现在可能会为美国的多元化而自豪。但是，即使在18世纪末，起初的13个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上签字的州，也是一个“多元化”组合。没有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没有现在电子（大众）传媒和跨国企业法人所可能拥有的文化的同质化， 18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人们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相比，生活在显著不同的文化之中。我们国家“宪法”的非常首要的目的是将多元化汇集到[1] “更完善的联邦”之中去，因为邦联章程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宪法的）一个目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作为关键（来看待的）。因为当时美国人群的多元化，现在仍然（使其保持）相对和谐地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奇迹创造的东西。但我们的“更完善的联邦”（梦想）现在在公共执业的诉讼律师不必要的诉讼的领导下可能再次受到威胁，其“武力”（足以）让其破碎。
目前的宪法发挥的作用已经使民众之间形成了“更完善的联邦”，但宪法在政治上的首要目标依然是[2]“树立正义”（理念），而不是“创建法律”。正义和公正理念也要作为我们制定基本法的首要目标。不管不同的“正义”理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民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依据权力的优劣，财富的多少、强势程度来选择和拒绝给予。
我国（假设是美国）政府的第二个目的 [3]“保障国内安宁。”也就是说，一旦联邦确立下来，我们建立法律体制来实现正义，以确保我们的民众安宁。适用法律的必然含义是作为不和谐，分裂和战斗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缔造和平的手段，其中的原因可能会发现和平的手段是违反我国宪法的首要目的之一。以解决问题、调解人和和事佬身份（出现）的律师，是忠实于这一（宪法）目的的。甚至在秩序可以用合理的经济的价格衡量的诉讼中，蓝波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不接纳战俘”的私人宣誓誓言（意思是说律师不作为诉讼人为战俘辩护），以及坚决维护委托人的最后一毛钱的权利——这与宪法的目的相违背。
如果紧密团结的人民生活在在旨在树立正义的法律（统治）之下，生活在我们国内的安宁之中，那么“宪法”久把注意力转向[4]共同防务和[5]促进公共福利。这五个合众国宪法的目标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的判断标准：[6]“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四、针对解决问题、缔造和平模式的律师业务，法律教育急需变革
在总结与如今美国的律师业务和法律教育的问题有关的我们的宪法基本目的之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相关的个人说明。和数以千万计的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是孙子辈和曾孙辈的移民。我曾参观过我的祖先逃离的充满暴政和迫害的那片土地。他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回去，以至于我对他们让我在这里出生的特权并不心存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经常性旅行证实了作为一名美国人的我，在自身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已经能够确保我“得享自由的幸福”，我是（多么）惬意的。我不仅是为美国而高兴和自豪，，也为能在这片土地上当律师而高兴和自豪，正如林肯所说的“敬畏法律”那样，并且应该敬畏“民族的政治宗教”。在我的余生，它的夺目光辉照耀了我自身和我的两个孙子。我希望他们至少像我一样，能够享受到旨在保护他们的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幸福”。
但最近典型的律师行为的涌现，使得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每一个美国律师，当他在执业律师协会上承诺，宣誓（或肯认）捍卫他或她们州的法律和美国宪法。这句誓言——我担心，也许大家也觉得——它是律师入行的仪式，其意义被忽视、漠视、误解，或遗忘。我认为，这一誓言的证据效应，可以简单地通过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这是他们的宪法职责的调查结论来得以建立，正如法院工作人员，被授权解释、宣传、管理和执行土地法，帮助“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如果不能以毅力和决心，“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最佳状态”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和平，以及以他们所拥有和解的技能，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聘请律师就是一种失策，他们将视为违背了其宪法宣誓，对他们所呼吁的精神也是一种深度的背叛。
现在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中，大家普遍都不能牢牢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流行性的失败，其实正是一种能威胁甚至削弱我们宪法性的原则和目的的保持和稳固的失败。与美国后市民社会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个世纪将有可能延续其第一和第二世纪稳定、繁荣和进步的世界历史奇迹。但我不得不说，只有足够的美国法律界成员能及早认清他们作为美国民主长期性看护者的批判促进作用时，我们的希望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其实这就是律师被美国公众所赋予的职责：
“美国律师的工作环境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完全法律化的社会。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多世纪前，美国人就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律师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是反应了美国法律的政治性，因为20世纪美国人的社会自己构建了如此的政治机构“。
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表明：当冲突在民主社会的不同派别之间大幅增长时，法律制度就不能够充分地、和谐、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独裁政府或暴民统治。社会中的暴力超出了某一限度是令人悲哀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大部分人愿意用自由去换取更高的安全。托克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稳健的法律体系在维护共和政体自由中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在谈及律师（当时是男性的专利）职业时，托克维尔写道：
“我不是不熟悉人们性格的内在缺陷。但如果没有民主原则与律师严谨的掺杂融合，那我质疑民主本身是否能存在。在一个合众国里，如果处理公众事务的律师的影响不与人民的力量成正比，那我不会认为这国家能维持多长久”。
托克维尔不是谈论兰博诉讼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他的话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暗示，只有当我们律师学着比以往花费更多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神奇的多元化美国变得更和谐融洽时，美国的民主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和繁荣。首先是维护和平，其次还是维护和平，最后还是维护和平的想法和表现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对于战士的最终手段——记住和认真思考他们的宪法的誓言。
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失去将不会引人注目，不会有锁链和地牢的暴政。它的失去将安静，渐进，源自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及暴力所催生的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关切，直到——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的人民变成“胆怯而辛劳的绵羊，政府是其牧羊人。”
这把我带回了这次演讲的主要观点：作为我国宪法的保护者，当代法律教育的不足之处帮助了律师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美国法律教育的主流模式，仍然是教导学生以步步进逼的方式进行辩论，自己既毫不留情，也不接受对手的宽大；而且还教导学生怎样用毫不妥协的技巧来反驳对手的观点。只有不足 4% 的美国法律学校要求学生接受只有一个小时的谈判训练，作为他们必学的技能之一。假如你想推祟的是民事（诉讼）的恶斗，而非和平解决纷争，那就整体而言，美国的法学院会依然是延续你的创建精神的学府。法学院就不是为促进排难解纷而设的学府，而是助长牟利纷争的学府。
鉴于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多样化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它应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法律系的学生不需要学习任何无论何时都能帮助他们解决而不是加剧冲突的技能就可以从法学院毕业；他们不需要学习成功解决问题，建立和平，双赢谈判的先进的技巧，他们得首先看清自己是纷争的侵虐者，根本不是热心的调停者。
5.结论
作为耶鲁大学的校友，本次演讲的总结陈词是直接针对你们的；我恳请你们，以你能够参与的任何方式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通过你对你自己的律师有所要求；你可以尽力支持克罗曼院长的理念，去进一步警醒美国民众，任由“法律职业中衰落的理想”彻底衰落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内在危险；并尽你所能以其它各种方式来帮助法律教育转向维护和平的模式，坚定不移地遵循我们的美国宪法和共和形式政体的明文规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行使职责“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T•克罗曼著，周战超, 石新中译，《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美)JamesM.Altman著,杜国栋译，现代庭审律师与律师政治家——评《迷失的律师》,转引自雅典学园（傍江水寒2007-03-19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