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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2月20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5月4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民族关系
第五章 经济建设
第六章 财政管理
第七章 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体育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特点制定。
第二条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在甘肃省管辖的肃北行政区域内蒙古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县的辖区为明水乡、马鬃山乡、鱼儿红乡（含鱼儿红羊场）、石包城乡、盐池湾乡、别盖乡、党城乡和党城湾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党城湾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自治县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团结、人民富裕、边防巩固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贯彻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过程中，如有不适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搞好国营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经济，鼓励发展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应加强边防建设，巩固边防。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本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除蒙古族代表外，其他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蒙古族成员所占比例略高于蒙古族在全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他民族的成员也应当有适当的比例。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由蒙古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由蒙古族公民担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经常保持同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人民的疾苦，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
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牌匾和主要文件等，并用蒙、汉两种文字。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高度重视从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中培养各级各类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并注重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建设的需要，制定优惠政策，稳定现有人才，积极从外地引进各类人才。
自治县对作出特殊贡献和在本县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国家干部、人民教师、科技人员和工人授予荣誉证书。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坚持自学，经考试合格，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给予鼓励。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自治县内的其他国家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注意招收本县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对县属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自然减员的缺额，按规定由自治县自行补充，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和劳动工资总额范围内，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确定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高寒边远和财力的实际情况，对在本县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防寒取暖、疾病医疗、探亲休假、离退休安置等方面给予优惠，具体办法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实行。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本县流动人口的办法。
自治机关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有审批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的权力。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审判机关。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蒙古族公民。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和检察案件的时候，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自治县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蒙古语或汉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自治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少数民族当事人案件的时候，合议庭中应该有少数民族的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

第四章 民族关系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合理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散居在本县境内的少数民族，应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要给予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对能够熟练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的给予鼓励。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本地方的各民族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共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县内的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家庭的活动。

第五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在地区名下由省单列的计划。
自治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实行以牧为主，发展工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根据本县资源优势和特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以加快开放开发，加强经济协作，发展横向联合，使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化。
第三十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自治县境内所有的草原，可以固定给集体长期使用，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实行谁使用、谁管理、谁建设、谁受益的草原承包责任制。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草原，由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由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依法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草原建设贯彻全面规划，依法保护，合理使用，重点建设的方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护和利用现有天然草场，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建设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
自治县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畜牧业生产实行牲畜作价，户有户养，承包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并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合作经营。
自治县的畜牧业立足于商品生产，提倡适度规模经营，促进服务社会化，变生产型畜牧业为生产经营型畜牧业。
自治县搞好畜种改良，引进优良品种建立育种基地，大力发展良种牲畜，提高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自治县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畜禽防治检疫机构，充实畜牧兽医工作队伍，做好畜禽防疫、检疫和畜牧兽医工作，防止畜禽传染病发生。推行防疫技术承包制和疫病防疫保险制，实行有偿技术服务。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对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地承包到户，长期不变，经批准，允许转包。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注意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实行科学种田，稳定粮食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同时重视蔬菜生产。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实行义务植树，开展造林活动。
自治县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乔木、灌木和沙生植被，因地制宜地发展薪炭林、防护林和用材林，在有条件的地方营造经济林，谁种谁有，收入归己。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地方民族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经济，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根据本地方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发展加工业、采矿业、饮食服务业、修理业、建材建筑业、运输业和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
自治县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对来自治县独资或合资开发自然资源、兴办企业的集体和个人给予优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对发展中的乡镇企业、城镇集体经济在资金、物资、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扶持城乡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各种联合体依法经营；尊重他们的经营自主权，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县所属的企业事业。
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县属企业、事业的隶属关系时，应事先征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发展交通运输业，有计划地维护和改造现有公路，加强边远山区公路、乡村道路、桥梁的建设和维修，鼓励集体和个体开办客货营运。
自治县积极发展邮电事业，逐步建成以城镇为中心的邮政电信网。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医药实行民族贸易体制，享受国家对民族地区“利润留成、自有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优惠和价格补贴”等照顾。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部门，要在牧（农）工副业生产的技术、资金、加工、储运、购销、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发展商品生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深化国营商业、供销社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积极开拓市场，在自愿互惠的原则下，开展工贸直交、工牧直交和牧工商联营，扩大内外交流，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畜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除国家实行合同订购的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议购议销，优质优价。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发展出口商品，设立外贸机构，同省内外的外贸部门，外贸口岸直接开展业务，并充分利用马鬃山边境地区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边境贸易。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城镇、牧区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鼓励牧农民、城镇居民和外地个体工商户到集镇摆摊设点，开店办厂。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对境内的草原、林木、耕地、水源、矿藏、野生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实行管理和保护。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外来单位在本县开矿，须经自治县人民政府审查同意，颁发开采许可证。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本县的利益、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根据城镇建设、工业建设的需要，审批征用和占用草原、土地。

第六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甘肃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由自治县自治机关自主的安排使用。
自治县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按照国家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规定确定。自治县出口商品所得的外汇，按规定由省、地集中掌握的部分交给民族自治地方使用。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上级财政部门按照优待原则，合理核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基数，若发生重大变化时，请求上级机关及时予以调整。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和预备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乡、镇财政。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严格财政纪律，管好用好各项资金、基金和专款，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维护财经法纪。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上级国家机关在体制、政策方面的重大改变或者遇有特大的自然灾害，收支发生重大增减时由自治县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予以调整。
自治县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牧区信用合作社，在农业银行的领导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开展存贷业务，存贷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允许民间借贷。

第七章 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体育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巩固普及初等教育成果，逐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好民族中、小学，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成人教育，巩固、提高扫盲成果，防止新文盲的产生，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自治县在牧区和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乡设立以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
根据国家的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和长期居住在自治县境内的汉族考生，在录取标准和条件方面给予照顾。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助学金可以高于一般地区的标准。
自治县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实行蒙、汉两种语文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自治县的中小学鼓励其他民族学生学习蒙古语文。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在职或离职进修等方式，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
自治县尊重教师的社会地位，保护学校校产，维护教学秩序。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学校由县、乡分级管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务院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教育基金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本地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技服务推广机构，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因地制宜地引进和推广科技成果，科技单位实行示范有偿合同制和承包责任制，鼓励和发展科技专业户。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鼓励文艺工作者开展民族文艺的创作活动，收集整理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
自治县加强对历史文物、古籍、名胜古迹的保护、收集、整理、研究和翻译出版工作。
自治县发展广播、电视、电影事业，加强牧区广播网的建设，努力办好蒙语广播，扩大电视覆盖率。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展具有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形式、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增强人民体质。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制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学和民族传统医学，加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做好地方病的防治，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努力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县实行中医、西医、蒙医结合，积极培养蒙医蒙药人员。鼓励经县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集体、个人开办医疗诊所和药店。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婚姻、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少数民族的结婚年龄，男方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方不得早于十八周岁。自治县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每年7月29日是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全县放假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1989年7月28日
对一起变更子女姓名案的法律思考
焦　卫　杨晓霓

一、案情简介
　　杨某与颜某1990年9月结婚，婚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口角。颜某于1991年9月向法院起诉与杨某离婚，后撤诉。1992年5月18日，颜某生一男孩，双方为其取乳名“小凯”。由于双方感情一直不好，颜某于1992年11月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由于当时双方的婚生子没有登记户口，法院制作的离婚调解书上，在孩子的乳名前冠以父姓，确认孩子“杨凯”由女方抚养；杨某每年12月16日前一次性给付当年的生活费420元，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事后，虽双方有过交涉，但杨某从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抚养费义务。
　　1994年1月28日，颜某第一次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为孩子申报户口，姓名为“李×伟”。1995年2月6日，颜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1998年，市公安机关统一更换户口簿，颜某将孩子的姓名改为“李×平”。孩子李×平自颜某和李某再婚时起一直与其共同生活，始终不知李某是继父，同继父、爷爷、奶奶等亲属相处很好，现在上小学二年级。
　　2000年1月10日，杨某以颜某、李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更改孩子姓名无效，依法责令二被告恢复婚生子姓名。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原告杨某认为，法院在1992年作出的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在法律文书上出现的孩子姓名是“杨凯”，故应依此为准，判决孩子恢复姓“杨”；二被告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必须停止侵权。被告颜某和李某则认为，国家认定一个人是否存在，靠的是公安机关的户口登记，颜某第一次为孩子申报户口时，在公安机关的注册登记上是姓“李”，孩子现在也姓“李”，不存在更改的问题；杨某知道孩子姓“李”已有六年之久，期间从未提出异议，且从未付过抚养费，故要求法院依法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二、对本案的不同处理意见
　　本案在审理中有四种不同处理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其一，《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杨某自孩子改名起就已知道，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主张过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的保护；其二，杨某看重的只是孩子的“姓”，只要求孩子恢复姓“杨”，却不尽抚养义务，其出发点并非关心、爱护孩子。现孩子不知其身世，与继父及现在的爷爷、奶奶关系融洽，生活幸福，如果强行判决令其恢复姓杨，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种观点：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具体意见》)第19条的解释：“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本案被告事先未征得原告同意，在申报户口时将孩子姓名登记为李×伟，即是擅自决定孩子随继父姓，对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应确认颜某的行为无效，责令其为孩子恢复原姓氏。
　　第三种观点：判决孩子姓“颜”。理由是：适用《婚姻法》第16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从本条词意上看，不论随父或母姓，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必须”的或是“应当”的。针对本案具体情况，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应判孩子随母姓。
　　第四种观点：征求孩子的意见，决定是否恢复原姓。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的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并无年龄限制，此案中孩子已经8岁，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应有权决定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
三、法院一审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析证据，听取双方各自理由的基础上，认为：其一，被告颜某与原告杨某离婚后，首次于1994年1月为其子申报“李”姓户口时，尚未与被告李某再婚，李某当时并未与原告之子形成法律上的继父子关系，颜某的行为并非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所规定的“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姓氏”的情形。其二，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在与颜某就孩子抚养费交涉过程中，已经知道颜某将孩子姓名更改，且在其后的六年多时间内也从未提出过异议，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其三，原告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支付子女抚养费，未善尽生父之责，孩子自幼随母亲生活，颜某再婚后，又与李某共同生活，现孩子视李某为生父，感情融洽，生活幸福。且自幼儿园、小学入学起已使用“李”姓多年。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如果判令改回原姓氏，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有不利。其四，被告李某不应承担被告颜某变更子女姓氏的法律责任。基于上述分析理由，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本案引发的几点思考
　　笔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持赞同意见。本案既涉及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又涉及父母对子女姓名的监护权(亲权)的行使问题，前述四种不同意见，引发出笔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未成年人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
　　姓名，是自然人借以相互识别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总称1。姓名权则是指自然人(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2。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根据这一规定，理论上通常认为自然人(公民)的姓名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姓名决定权，即自然人决定其姓名的权利；(2)姓名使用权，指自然人依法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3)姓名变更权，指自然人依法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为自己命名，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人格权利，人不仅有决定随父姓、母姓或采用其他姓的权力，有权决定自己的名字；而且可以决定自己的别名、笔名、艺名等其他名字。而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也就是说，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就应有代表自己的专用符号。通说认为，在未成年期间，自然人的姓名权实际上由其监护人行使或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由自己行使的。那么自然人从何时起开始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呢?理论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的行使，也以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一旦自然人成年，具有了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已取的名字还是另行取名，对此他人不得干涉3。类似的观点还有，在公民未成年时，应由其监护人决定其姓名，在公民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姓名4。另有学者认为，公民决定自己的姓名，需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一旦未成年公民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意思能力时，其监护人则不能妨碍本人行使姓名权，而不是等未成年人成年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姓名5。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自然人决定自己的姓名，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
　　意思能力一词是外国一些国家民法的用语，我国民法不采用这一用语，它是指自然人(公民)判断其行为是否合理的心理上的能力，包括正常的认识与预期力，因自然人(公民)的年龄和神智是否清楚而不同6。按照国外有关民法理论，意思能力是划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基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意思能力不健全，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而未达到成年年龄的未成年人，虽具有意思能力而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为限制行为能力；已达到成年年龄的人，他们的意思能力正常，能够理智的、审慎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能够以独立的意思实施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但是精神病患者的意思能力极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他们的一切法律上的有效行为，都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根据这一理论，未年人何时具有意思能力，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笔者认为应分情况而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又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7。从我国情况看，年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大都已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智力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应当认定其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且已基本可以理解姓名的意义，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姓氏做出选择，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8。因此，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姓名权，由其监护人行使决定权为妥。
　　(二)对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的质疑
　　最高法院于1993年11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这一条文包含两层内容：一是父母任何一方不得以子女姓氏已变更为由，拒绝给付子女抚育费；二是父或母一方不征得对方同意，不允许更改子女姓氏。笔者对第一层内容没有异议，但对第二层内容的可行性、合理性、科学性，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从立法角度看，这一司法解释违背了《婚姻法》中的基本原则。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在此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或“应当”，因此，可以推论：子女也可以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采用其他姓。笔者认为《婚姻法》的这一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它既尊重了传统习惯，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依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家族传统观念，子女一般是随父姓，但民间风俗习惯中，也确有将子女“过继”给他人，或因封建迷信为求子女平安好养，而为子女取他姓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仅子女随母姓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现实中出现了为子女取父母“双姓”的情况，也有的为追求独特个性化，在为子女取名并申报户口时，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是自成一名。这些充分说明，以往传统家族式姓氏观念正在逐步被打破，人们的观念正转向追求自由、平等。因此，无论从传统习俗，还是从时代发展趋势，《婚姻法》的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不主张过多干预。而最高法院的《具体意见》第19条“责令恢复原姓氏”的表述显然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相符。
　　其次，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发点过分强调离婚双方的权利，而忽视了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有违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确定子女的姓氏以及维护子女的姓名权不被非法侵害，是父母对子女行使监护权的一项内容，父母双方共同给子女确定姓名后，其中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擅自变更子女姓名，侵害了对方对子女享有的监护权。我们不否认父母享有这一监护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夫妻离婚中未成年子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应全面贯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子女姓氏的变更，不仅涉及离婚一方(父或母)的权利，更主要的涉及子女的权益。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重点应该审查父或母一方更改子女姓氏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而不应简单地认为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是不利的，强行责令恢复原姓氏。
　　第三，从客观实际效果看，这一司法解释不利于平息矛盾。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双方离婚后，一方如果要变更子女姓名，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擅自”变更，对方一旦诉诸法律，法院就得责令恢复原姓氏。这种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得通。夫妻离婚后，虽也有双方“好说好散”，遇事可以协商的，但更多的是利益对立，在相互已成“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的情况下，让一方去征得对方的同意，显然是有悖常理，无法实现。而一旦未征得对方同意，单方变更子女姓名，则要在法律上承担败诉的后果。而实践中正是由于存在这一规定，一方常常为赌气，故意与对方作对，硬是不同意对方改变子女姓名。发现变更后，便以这一司法解释为后盾，提起诉讼，达到干扰对方的个人目的，而全然不顾子女的利益。因此，这一司法解释在客观上没有起到解纷止争的效果。
　　最后，从该规定条文表述看，在第二层内容中的“子女”应当为“未成年子女”，因为成年子女享有姓名决定权和变更权，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他人或机关无权干涉。即便是未成年子女，若为10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本人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也应尊重考虑其意见，而不宜不加区分地简单地责令恢复原姓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应当做出修改、完善(详细建议见后面论述)。
　　(三)关于子女姓名的法律保护、变更纠纷处理原则及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对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简单，仅有《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16条的规定，对于此类纠纷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系统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法律应当充实、完善对自然人姓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目前，学术界和有关机关正在讨论修改《婚姻家庭法》，笔者建议在该法中增加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与《民法通则》相对应，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选择姓氏，决定自己的姓名。
　　第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变更子女姓名包括变更子女姓氏、变更子女名字或姓和名都变更三种情况。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原则上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因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产生纠纷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可在离婚时或在离婚后诉请变更子女抚育方时一并提出，也可以在离婚后单独提出。
　　第三，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法院审理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纠纷应遵循的处理原则。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首先遵循调解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在双方协商不成时，分别情况处理：对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应按照既尊重父母监护权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原则予以确定。原则上维持原姓氏，但建议明确规定，原告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恢复原姓氏：
　　(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自行更改或同意更改自己姓氏的；
　　(2)原告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已书面放弃或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的；
　　(3)原告方长期不尽抚养子女义务的；
　　(4)因其他原因，确实需要更改子女姓氏，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需要指出的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户口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更改姓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且需要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更名手续。公民姓名只有经过登记，才能成为该人的正式姓名。因此，法院如果在审理子女姓名变更纠纷时，判决变更子女姓名时，只有经有关当事人向户籍登记部门申请登记，才产生正式姓名的效力。
　　
　　注释：
　　1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86，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2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93，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见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P5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见刘家兴主编《民事法学》(修订本)P98，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5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89，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94，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6见《中国民法实用全书》，法律出版社，第722页。
　　7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条。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