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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志愿服务条例

2008年12月19日淄博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是指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自愿、无偿地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公益性活动。

　　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组织,是指依法登记，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本条例所称志愿者,是指在志愿服务组织登记注册或者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临时招募，利用个人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四条 市、区县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

　　第五条 志愿服务应当遵循合法、自愿、无偿、平等、诚信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支持和促进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鼓励、支持志愿服务活动，维护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劳动，提倡具备志愿服务条件的公民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章 志愿服务组织

　　第九条 市志愿者联合会、区县志愿者协会经本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成立。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根据需要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可以申请加入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协会，成为其团体会员。

　　第十条 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协会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协会章程；

　　（二）制定志愿服务工作制度；

　　（三）招募、培训、管理志愿者；

　　（四）制定志愿服务计划，发布志愿服务信息，组织、协调志愿服务活动；

　　（五）接受、使用和管理志愿服务的资金、物资；

　　（六）维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

　　（八）表彰和奖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

　　（九）指导、协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第十一条志愿服务组织招募志愿者，应当向社会公布与志愿者服务项目有关的信息，公布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并告知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第十二条 实行志愿者登记注册制度，志愿服务应当统一志愿服务标识。

　　第十三条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为志愿者建立服务情况记录档案。志愿者要求志愿服务组织出具志愿服务证明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如实出具证明。

　　未经志愿者本人同意，不得公开档案记载的个人信息或者向第三方提供志愿者的个人信息。

　　第三章 志愿者

　　第十四条志愿者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参加与其年龄、身心状况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活动，但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提倡具有相同服务意向和志趣爱好的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组织的指导下，组成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服务。

　　第十五条 志愿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获得志愿服务的相关信息；

　　（二）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

　　（三）自身有志愿服务需求时优先获得志愿服务；

　　（四）请求志愿服务组织帮助解决志愿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退出志愿服务组织；

　　（六）法律、法规及志愿服务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志愿者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志愿服务组织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完成志愿服务组织安排的志愿服务活动；

　　（三）保守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依法受保护的信息;

　　（四）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

　　（五）维护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形象，不以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性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六）法律、法规及志愿服务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七条 提倡在下列公益事业中开展志愿服务:

　　(一)帮助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

　　(二)环境保护、灾害救助;

　　(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四)社区服务、大型社会活动;

　　(五)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行指派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务，不得强迫他人从事志愿服务。

　　第十九条志愿服务组织为志愿者安排志愿服务活动，应当与志愿者的年龄、身体等条件相适应，与志愿服务项目所要求的知识、技能相适应，并事先征求志愿者意见。

　　除特殊情况外,涉及可能危及志愿者人身安全的重体力劳动、风险较高领域的事项一般不纳入志愿服务的范围。

　　第二十条需要志愿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志愿服务组织提出申请,按照志愿服务组织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并告知有关志愿服务的完整信息和潜在的风险。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对是否提供服务给予答复。

　　第二十一条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根据志愿服务项目需要，对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进行必要的专项培训，办理相应的人身保险，并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安全、卫生保障。

　　第二十二条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对象之间应当就志愿服务的相关事项协商一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

　　(一)对人身安全、身心健康有一定风险的;

　　(二)连续提供专项服务超过十五日的;

　　(三)为大型社会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的;

　　(四)派遣志愿者到本市行政区域以外参加志愿服务的。

　　第二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或者以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违背社会公德活动、营利性活动。

　　第五章 支持和保障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要资助。

　　鼓励社会组织、个人对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捐赠、资助。

　　第二十五条志愿服务经费应当专项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使用和管理应当公开,并接受审计、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捐赠者、资助者以及志愿者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做出突出成绩的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社会教育的力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学校应当将培养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纳入教育教学计划，鼓励和支持大学和中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十八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对象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发生纠纷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或者以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营利性活动的，由民政、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侵占、私分、挪用志愿服务财产和经费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律师风险代理宜规范不宜缓行
——与朱鑫鹏律师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律师风险代理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律师收费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引发了一些风险代理诉讼纠纷，也陆续有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河南濮阳飞虹律师事务所朱鑫鹏律师在《律师风险代理的实质》（见《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将案件处理结果与律师收费联系起来的‘风险代理’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法制状况也不相适应。所以，现阶段在中国不适合实行风险代理制度。”对于此论，笔者存有不同的看法，试以此就教于同仁。
朱律师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的逻辑推断：律师代理诉讼的实质是提供一种劳务，对当事人应给付行为而不是给付效果，而风险代理欲给付“胜诉”效果，这就在实践上与我国“法官中心制”的诉讼结构相矛盾，因为律师不可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因而这一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要弄清这一推理中的逻辑错误，首先应对风险代理的实质进行分析。
风险代理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胜诉”，符合条件的如下法律特征：是尚未发生的不确定事实，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与代理行为的主要内容不相矛盾。但“所附条件”还应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合法。以“胜诉”作为条件是否合法呢？朱律师认为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所附条件合法；二是所附条件为不法条件，即当案件本身应当败诉但约定胜诉时，例如：拖欠贷款不愿偿还、不履行抚养义务、逃避法律制裁等。笔者认为，正如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在一个案件未经审结以前，不存在“应当败诉而胜诉”一说，在约定这一条件时并没有预存所谓违法性。所附条件是否违法，只能就其本身是否违法进行判断，例如，甲与乙约定，“若能杀丙”则赠与乙1000元，这一所附条件本身就是违法的，才能称其为不法条件。风险代理中的“胜诉”条件，是案件审判中的一个自然结果，本身何谈不法？正如甲农科站与乙村签订新稻种供应合同中，乙方考虑到该品种尚未通过有关鉴定，故与甲方约定“鉴定通过合同生效”的条件，我们同样不可能排除甲方使用违法手段通过鉴定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鉴定通过合同生效”这一所附条件违法的荒谬结论。至于实践中存在的错案，有可能是法官的素质问题，有可能是律师和法官的不正当行为，自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去完善，如果以此种担忧为理由来否定胜诉作为所附条件的合法性，岂不是因噎废食？退而论之，风险代理实践中还尚未见被告在拖欠贷款等案件中使用过风险代理，因为被告应诉别无选择，他也不需要预付诉讼费等，风险代理对于被告而言并无益处，因此此种担忧实属多余，况且律师在做这种被告的代理人时，也不会选择只有高风险而无高回报的风险代理方式。
那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应当给付委托人什么呢？朱律师通过分析认为，如果附加了胜诉条件的话，律师给付的应该是“胜诉”效果，而我国的诉讼结构和模式却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把审理结果和律师收费联系起来就不成立。笔者以为，律师给付的是代理诉讼行为本身，胜诉的效果不过是所附条件，律师积极的代理诉讼行为和追求胜诉的诉讼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律师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假如他能够给付效果，那所附的条件岂不已经是确定的事实，违背了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法律特征了吗？即使是实行“对抗制”的美国，律师也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何况采取“职权主义”的中国，律师只是在法官的指挥下参与诉讼，不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呢？这就要求律师在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前，充分地估量其中的风险，在诉讼中尽最大的注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风险代理真正具有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律师所获得的高回报不过是高风险的相应对价。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风险代理属于协商收费的范畴，从基本的法律原则上讲，只要风险代理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现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的强制规范，我们并不能找出使其无效的法律依据；并且这种做法对于当事人与代理人双方而言都的确具有相当的实际价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之间的这种合意以及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当属法律应予保护的“处分自由”，并无不合法合理之处。因此，风险代理并不存在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水土不服”，它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结构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冲突，强把二者拉在一起，只能是在制度创新中自我设置障碍而已。
风险代理在实践中发挥着如下两方面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当事人权益维护的有效手段、律师业务拓展的新途径和律师主观能动性的催化剂。诉讼中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非风险代理模式），代理人无须直接承担这种风险，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风险却直接影响他们对诉讼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判断，只有当当事人对诉讼可能获得的收益有了必要的信心之后，他才会选择诉讼，进而去选择代理人，当事人也可能会因为这一风险而放弃诉讼，使这一块的诉讼代理市场消失。无论当事人还是其代理人，尽管他们追求胜诉欲望与意志有所差异，但总体方向上却是一致的；而诉讼风险对他们的影响，尽管有着直接与间接的不同，但总的损益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有可能更为直接地共同分担诉讼风险从而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应该说选择风险代理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双赢模式，更好的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激发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也拓展了律师新的业务市场。
其次，是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社会正义的推进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有关当事人的需求，风险代理正好可以作为这一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开辟出一条民间救助的合法渠道。它和法律援助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关系，当事人由于有人分担了其部分或全部的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对于他的影响无疑会大大减少，特别是避免了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起诉的无奈窘况，将会引导大量难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对于社会法制建设以及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规范的问题。
第一，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欺诈。
风险代理必然涉及到对最终诉讼成果的具体分配，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在这里也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这是风险代理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敏感的话题。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对于诉讼及其风险的认识能力有着相当悬殊的差别，代理人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可以对此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而当事人却往往只有一点感性认识。这种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极有可能导致协议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代理人故意夸大甚至谎称各种风险因素，诱使甚至威逼当事人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风险代理协议。这种没有多少风险的风险代理其实更象是奸商们谋取“暴利”的手段，毫无诚信与公平可言，因此将其从风险代理的范畴中剔除出去，是亟待规范的。
第二，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来谋求胜诉。
由于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承受着的败诉压力较之非风险代理大得多，而且胜诉的高回报也可能会诱使律师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胜诉，而我国的律师制度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政府管理，都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规范律师行为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胜诉案件再审该判败诉时，律师所收代理费是否该退还、退还比例如何确定。一个案件中审胜诉后，有可能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改判而败诉，由于风险代理中律师的收费比例较高，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将会引发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风险代理纠纷。
第四，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收费比例限制等问题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会导致风险代理司法纠纷处理结果的矛盾和无所适从。
正因为以上问题的存在，风险代理制度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以及具体的监督机制，而规范、监督的重点应在于防止代理人滥用风险代理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司法公正，同时保护风险代理人合法、正当的收益；切不可因噎废食，遇到前进中的问题就以偏概全地对风险代理加以封杀。


钱雄伟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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