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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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进出境港澳旅客，如携带有中国海关法规规定须向海关申报的物品，一律填写《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持《港澳居民回乡证》进出境的港澳旅客，仍按现行规定办理申报手续。以上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199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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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有关条文解释和执行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有关条文解释和执行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5]10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于2003年12月27日签署，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为进一步做好《安排》的执行工作，针对一年来各地在执行《安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双方税务主管当局就《安排》执行进行的磋商，现就有关条文解释等问题明确如下：
一、 关于《安排》体例及与税收法规的关系
《安排》是为了避免两地对同一所得的双重征税，以两地的现行税收法规为基础，协调划分两地的税收管辖权的法律规范。在税收法规与《安排》规定不一致时，应以《安排》为准。同时按照通行惯例，在实际处理《安排》与税收法规的关系时，应遵循“孰优”原则，即当税收法规所规定的税收待遇优于《安排》时，可以按照税收法规处理。
《安排》的体例与我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一般体例相同，不仅包括了避免双重征税的规定，同时也包括了防止偷漏税的内容。为此，各地在执行《安排》过程中要注意防止纳税人利用《安排》的规定，在两地均不纳税。
二、关于《安排》的条文解释
（一）第二条，在澳门适用的税种
1.职业税：由原来的纳税人只限于公司职员扩大到公务员、教师等公职人员。此税种相当于个人所得税。
2.所得补充税：类似企业所得税，包括对个体经营者征收的所得税。该项税种征收时不再附加凭单印花税。
3.凭单印花税：《安排》中所列此项税收为附加税，不做为一项独立的税种。
（二）第八条，海运、空运和陆运
1.本条适用于内地的税种除所得税外，还包括营业税。
2.第二款，鉴于运输业合作经营的形式很多，按惯例，对于根据内地法律规定已构成内地居民法人的两地合作企业从事跨境运输取得的收入、利润，应在内地征税。
（三）第十一条，利息
由于《安排》此条对利息征税的限定税率较优惠，为防止对此条的滥用，各地在执行此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减征和免征利息所得税时，应确保享受该条待遇的人确为两地一方或双方的居民。经澳方税务主管当局确认，在澳门设立的“离岸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属于澳门居民。
（四）第十五条，非独立个人劳务
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是指因受雇（一般有固定雇主）而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按照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之一，来源地有权征税。针对具体执行中两地跨境工作人员往来频繁，一天之内出入境或往返的情况，我局以国税发〔2004〕97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行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对有关问题做了明确。对两地跨境工作人员出现的此类问题按上述文件规定处理。
三、关于居民身份认定
（一）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的认定：
根据《安排》第四条有关规定，判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以下简称澳门居民）可依照下列程序：
1.法人居民的判定
判定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澳门居民时，应按澳门税务主管当局为其开具的居民身份证明书对其予以确认（证明书式样附后）。同时还应对其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以及其法人证书（副本）、商业情况（如注册名称、业务范围等）予以综合考虑。
2.自然人居民的判定
对于来内地从事受雇活动或提供劳务的澳门特区个人，根据其自报居住情况、受雇或从事劳务的情况，以及在澳门所负的纳税义务，并相应查阅其所持有的身份证件、回乡证和派其来内地的公司、企业的情况以及经澳门税务主管当局证明盖章的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等进行判断（澳门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式样附后）。
（二）关于内地居民身份的认定
对具有内地居民身份的纳税人取得来源于澳门的所得要求享受《安排》待遇的，须向澳门税务当局提供内地居民身份证明。上述居民证明由纳税人所在的内地县（市）级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予以开具（内地居民身份证明式样附后，各地可根据需要自行印制）。对《安排》第四条规定的居民向澳门税务当局提出申请享受《安排》待遇，应澳门税务当局要求填写的有关表格（包括1、股息利息收益，2、特许权使用费和独立个人劳务收益，3、退休金和非独立个人劳务收益，4、其他收益享受与内地避免双重征税安排待遇申请表）需要内地税务机关给予认证时，各地税务局应予以配合。
四、关于主管当局间的联络与协商
各级税务机关在执行《安排》时发生异议，需与澳门特区联系交涉的，应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由国家税务总局与澳门特区税务主管当局联络、协商。
附件：1.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居民身份证明书(略)
2.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略)
3.《内地居民身份证明》审批表
4.内地居民身份证明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3
《内地居民身份证明》审批表
申请人
个 人
姓名
公司或团体
名称
经办人
审批人
审批日期
（注：此联由主管税务机关留存备查）]
附件4
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地居民身份证明
国家税务总局 （适用于执行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兹证明：
1． 居住地或总机构情况：
个人
姓名：职业：
在内地居所或住所：
公司或团体
名称：
总机构所在地：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或将取得）下列所得：
所得项目
支付人名称
支付人地址
支付金额
支付日期
3． 该人在就上述所得缴纳税收时，是《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第四条规定的内地居民。
签署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级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要点提示：
公有住房承租人与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协议，其他共居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一直是现实中极易发生矛盾的焦点；部分共有人对外转让共居房屋，未搬离的共居人是否有权要求确认无效？占有保护与物权保护发生冲突时，如何依照法律规定甄别法律保护顺序，本案将根据现实案例一一解答。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 刘歌 原告: 王女士 原告: 刘畅 被告: 张兰 被告: 刘维
原、被之间均系家庭成员关系，三原告为一家人，被告王女士系原告刘歌之母，被告刘维系原告刘歌之胞兄。
诉争性质指向“物权保护”；
请求法院确认原告系承租公有住房“东城区美术馆后街65号楼3门105号”的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承租公房的居住使用权；
请求确认承租人王女士未征得共有权人同意，答应被告刘维使用公有住房的行为无效；
请求判决被告将放置在105室内的物品搬走、腾空房屋；
要件事实及客观证据：
事实一：三原告系一家人，1987年以前，原告家人与被告王女士曾分户居住在“东城区大街”两间公租平房内；1988年原、被告居住的平房进行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安置两套房屋，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安置，拆迁方将两家合用回迁安置在“东城区后街”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为55.5平米），王女士代表原告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
事实二：三原告一直持续居住在承租的公房内，按期缴纳各种费用；因生活困难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原告一家人与签署公房承租协议的王女士为共同承租人，享有共居权。
事实三：被告刘维的女儿曾在此房中的一间居住过，2009年被告刘媛因结婚搬离此房，但其物品和家俱仍占用着此房，被告刘维借机换锁拟占此房，刘维辩称母亲王女士是唯一承租人，有权许可其居住使用。
事实四：诉争房总建筑面积仅有55平米，实际居住的是两户四口人，刘畅已到结婚年龄，需要公租房内的其中一间用于结婚，但刘维也在抢占，由此引发家庭矛盾。刘媛2009年结婚后搬离到其配偶家居住，刘维拟占房，刘畅用此房结婚，引发争端。
事实五：刘维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1990年从外地进京后一直在外居住，有自己的房屋，以在外租房为由挤住诉争公房。
事实六：（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的事实（第3页上部）：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业经司法确认。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书证、拆迁人的证明、户口本、相关票据等六组证据。
四、值得关注的三个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一：关于“共居人”权利确认的司法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指导意见，公房承租人与共同居住的家庭均享有合法居住权，承租协议上签名的承租人以外的家庭成员是公有住房的共居人。
法律适用引述：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2003年9月2日）
法律问题二：关于共有权人无权单独处分的司法依据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
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这个人承租，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使用权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
法条依据：
1、《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８９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二款规定，公房承租人转让承租权应事先征得在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的同意。因此，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法律问题三：关于“占有事实”与“物权保护”顺位关系：
被告刘维曾经起诉刘畅的占有返还纠纷，经东城法院审理后，以（2011）东民初字第03635号民事判决判令刘畅给付钥匙，刘畅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改变了一审认定的事实，（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67号民事判决第3页上标第四行“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内，刘维的二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刘维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刘维的二女儿于2009年结婚后搬出此房，与其丈夫共居生活，刘维一直长期在外有住房，再将物品放入此房，妨害了刘畅结婚用房，此前刘维女儿的居住也仅仅是寄住，并非拆迁部门安置的法定权利。
刘媛曾经居住，结婚后搬出此房，刘媛婚前的居住，仅仅是亲属之间的寄住，并非拆迁人确定的被安置人口，其搬离此房后，腾出的房屋原告有权优先使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2010年第3辑“公有住房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
刘歌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刘维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该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占有返还”请求权依据物权法245条规定，本案系“物权保护”请求权，适用物权法第33条、34条、3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当“占有保护请求”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的，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
占有保护请求权只确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的关系，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的效力不同，占有保护请求权不问占有背后有无占有的本权存在，直接针对占有的事实，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无关。
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请求保护权之间有区别，法律基础不同、功能不同，物权保护请求权是基于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而规定的一种防卫性请求权，其请求权基础为物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效力或权能的自然体现，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而非基于确定的权利，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物权请求权的功能表现为物权园满状态的恢复，物权效力得到维护，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互不妨碍，各自独立，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依据占有人与本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物的归属，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事实上的支配关系。
利益衡平及风险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