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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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立法缺陷的法理学分析

陈艳青

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创立以来，教育、感化、挽救了大批违法犯罪人员。然而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立法等诸方面都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究其原因，劳动教养在立法上存在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从法理学上分析，劳动教养在立法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在立法理念上，渗透着国家优位主义，对劳教人员缺乏必要的权利保护
任何一项法律的创制都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立法理念。支配或影响法律创制的立法理念主要有两种：即国家优位主义和人权保护主义，前者立足以义务为本位，强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个人利益只是在配合前两种利益的前提下才予以立法考虑；后者立足以权利为本位，突出个人利益的张扬，认为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存在的基础，离开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在观念上仍习惯于将义务凌驾于权利之上。在劳动教养立法中，这种立法理念体现得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政策性、行政性、实践性较强，政治色彩浓厚，法定性、司法性、理论性较弱，法制根基不足；二是在规范内容上，偏重于实体规范，忽视程序规范，办理劳教案件中的一些重要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等都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三是在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方面，义务规定多，权利规定少，对劳教人员合法利益缺乏必要的保护。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行为人没有知情权；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劳教人员对延期以外的处罚没有诉权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劳教人员是欲辩无据，欲诉无门。
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统一法典，内容庞杂而不明晰，多样而不系统
一定的立法体系不仅是该部法律规格的外在表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部法律的内在本质。劳动教养作为我国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以其特有的功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居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在体系上呈现庞杂而不明晰、多样而不系统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其一、从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来看，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又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还有地方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可谓是法出多门，立法主体与解释主体多元；其二、从文件的权威和效力来看，既有具有较高法律效力且合法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又有仅次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且丧失合法性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还有指导执法活动的司法解释和文件；其三、从文件的内容来看，有些规定前后不一致，不协调，甚至还互相抵触；有些司法解释或文件带有明显的立法性质，远远超出了司法机关应有的权限，大有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规定之嫌；其四、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缺乏一部集劳动教养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为一体，完整统一，合法规范的劳动教养法典。劳教立法体系结构上的缺陷，不但同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不相协调，同依法治国的方针不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它严重制约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充分发挥，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不利。
三、在规范内容上，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和社会发展，缺乏统一性
自1957年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虽然制定和颁布过一些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行政执法机关或单独或与两高联合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批复和通知，中共中央也发布了有关劳动教养的指示性文件。但就现行规定而言，明显呈滞后状态，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劳教期限过长且无具体适用标准。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尽管劳动教养和刑罚属于性质不同的制裁，但实际执行效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对于大多数劳教人员来讲，他们所关心的是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长短，而很少考虑制裁性质的不同。所以，在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之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裁处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有的为了求得定罪量刑甚至不惜找关系走后门。另外，现行劳动教养法规虽然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但对于每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究竟应当决定多长的劳教期限，以及对哪些案件从重处罚，对哪些案件从轻处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就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同一种案件，基本相同的情节，可能由于审批机关和审批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和执法习惯的不同，而处以轻重悬殊的劳教期限。
（二）程序规定缺乏。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对这样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应当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纵观现行劳教法规，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程序规范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如立案侦查、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告知听证等基本操作规程均未作规定。从办理劳教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大杂烩，既有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而恰恰没有劳教自己的办案程序。二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序的规制不全面，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赔偿请求权等在劳动教养专门法规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三是适用程序上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备案制度、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羁押措施等均未作规定。由于适用程序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也使这一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因此，完善劳动教养适用程序已势在必行。
（三）劳动教养追诉时效、办案期限、先行羁押措施均未作规定。目前，全国性的劳动教养法规没有规定劳动教养的追诉时效问题，在办理劳教案件时，应否考虑追诉时效，以及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办案单位认识不一。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具体执行差异很大。有的承办单位或审批机关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已达五、六年之久的行为人予以劳动教养；有的则将刚过一年甚或半年的违法犯罪行为视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予追究；有的只要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符合劳动教养适用条件，不论时间长短都予以追究。另外，对于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期限和应当采取何种先行羁押措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发的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有关文件的规定也不一样。如对劳教审批的期限，有的规定为7日，有的规定为10日，有的规定为15日，有的规定为30日；对被劳教人员在审批期间应采取的措施，有的规定采取取保侯审或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有的规定采取收容审查（现已废除）或行政拘留等行政强制措施（或处罚）。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制约了当前劳教审批工作的开展，而且使劳动教养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四）劳教委这一集体执法组织形式，同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相协调。根据《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或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并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而现行劳动教养的法律源渊是行政法规和规章，同时其实施主体在形式上是由民政、公安、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尽管实际上劳教委的法定职权，分别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行使，但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因而，劳动教养的执法主体仍应视为是劳教委，而劳教委这一集体执法组织形式：其一，不符合《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与种类之规定；其二，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之精神；其三，与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相协调。因此，应及时予以调整或撤销。
（五）劳动教养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善。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既体现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也体现在外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公安机关内部实行的是同级复议制。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经复查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应撤销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清楚，本人还不服的，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这种自己决定，自己复查，自己纠错的“一条龙”做法，是不符合《行政复议法》有关行政复议程序规定的，也为现代民主与法制所不容。（2）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具体。《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虽然为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实施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两个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很不明确，同时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也缺少具体规定，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往往失之片面或乏力。片面性表现在检察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劳动教养执行机关的活动，而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最关键的环节，审查批准没有监督；监督乏力表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往往只体现在“司法建议权”或“提出纠正权”上，缺乏相应的后继手段。（3）审判监督渠道不畅。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劳动教养虽然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由于劳教人员对劳教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大多在劳教期间，并且在案件管辖上目前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4）执行机关事后监督乏力。根据《司法部劳动教养工作执法细则》，劳教执行机关对不够劳教条件或罪该逮捕判刑的，应向原审批机关提出建议报请复核处理。但该细则没有规定相应的后继手段，因而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贯彻落实。
四、在立法技术上，法律规范用语模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冲突
（一）劳教立法法律语言缺乏准确性，用语模糊。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语言最基本的格调。要确保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在立法技术上必须最大限度地用精确性词语表达明晰的概念，力戒表述上的含混模糊和歧义丛生，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程度、性质等质的方面的描述更是忌讳模糊词语。纵观劳动教养立法，模糊用语屡见不鲜，较为典型的有：（1）劳教性质表述的模糊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这一表述就十分模糊抽象。首先，此处的“行政措施”是指行政强制措施，还是指行政处罚，语焉不详；其次，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法律规范用语，而是政治术语，在立法中表述，难以将劳动教养与其他法律制度区别开来。（2）劳教适用条件表述的模糊性。突出表现在将“屡教不改”作为适用劳动教养的要件之一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可以收容劳动教养。那么，何谓“屡教不改”？其内涵是什么，外延该如何确定？从该用语本身，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屡教不改”由“屡”、“教”、“不改”三大块组成。这里的屡指多少次，二次、三次抑或三次以上？“教”涉及教育的主体、内容和形式等诸多方面，此处的教育主体何所指，教育的内容又是什么，教育的形式有哪些？“不改”是指同一行为，同类行为，还是互不相干的行为。经过多长时间再犯，才算不改？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难以形成共识，在实践中更是难以把握。
（二）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失调现象较为突出，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具体表现在：（1）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与我国其他法律规范存在较大矛盾。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和我国以公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内容相矛盾和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2）劳动教养法律规范和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我国已加入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这项公约有很大冲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最主要依据就是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另外，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的精神，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

参考书目：
1、李龙主编：《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4、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5、张丽主编，《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育读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第1版。
6、范健、张中秋、李春福主编：《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沈宗灵主编：《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


(2005年9月30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一号）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已由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9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9月30日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国家中小企业发展方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将中小企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市、州、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和落实具体措施，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组织实施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对中小企业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和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小企业工作进行指导和服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手段，通过公共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中小企业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投资重点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建立、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
　　
　　第五条 中小企业应当遵守国家产业政策，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依法经营和纳税，诚实守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侵犯职工合法权益。
　　
　　中小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第六条 县级以上财政预算应当依法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财政预算收入状况予以安排，并逐年增加。
　　
　　第七条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技术创新，补充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其他事项。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由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提出使用计划并指导实施，财政部门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八条 设立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基金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基金收益、捐赠和其他资金组成。
　　
　　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九条 省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用途全部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省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对上述基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和监督检查。
　　
　　中小企业出口创汇较多的大中城市，可以设立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科技三项经费，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农副产品加工中小企业,应当给予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扶持。
　　
　　第十条 金融机构应当在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指导下，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鼓励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增强资本实力，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和合作金融组织。
　　
　　第十一条 鼓励政策性银行依托地方性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对中小企业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
　　
　　第十二条 鼓励典当业和融资租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和中长期融资。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依法开展股权融资、项目融资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方式的直接融资。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信用担保行业准入条件，安排一定资金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当实行政企分开和市场化运作。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和企业出资组建信用担保机构；鼓励中小企业组建互助担保机构，开展互助担保。
　　
　　省人民政府出资的省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主要以市、州、县（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服务对象。
　　
　　第十四条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对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的收入，按照国家规定落实税收减免政策。
　　
　　对符合条件、已经办理信用担保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应当优先给予贷款。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企业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予以合理安排。中小企业占用耕地，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能够开垦出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的，经国土资源部门验收合格后，不再缴纳耕地开垦费。
　　
　　第十六条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应当创造良好创业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吸引中小企业向园区集聚，形成主业突出、产业集聚、分工配套、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对国家和省扶持的创业基地，所在地政府应当积极安排配套资金。
　　
　　第十八条 鼓励大型企业以资金、技术、实物等各种形式创办中小企业,开发上下游产品，完善产业链。
　　
　　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离岗分流人员、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留学归国人员、科研人员等创办中小企业，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进行创业辅导和培训，税费减免等各项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财政部门对承担中小企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有关高校、技工学校和培训机构给予一定补贴。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中小企业的创办、发展予以帮助和扶持，及时为创业人员提供工商、财税、融资、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服务。
　　
　　第二十条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 对初创小企业，可以按照行业特点降低注册资本限额，允许注册资金分期到位，减免登记注册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各级税务部门应当落实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导和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申办减免税手续。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争创名牌，对获得国家名牌产品、驰名商标、名牌出口商品、免检产品、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的企业由省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企业可以从成本中列支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奖励创品牌的有功人员。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优惠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协作关系，推进联合开发和技术攻关；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提高企业自主开发能力，推动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成本。
　　
　　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技术要素参与股权投资和收益分配；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经投资各方约定，技术入股可以不受比例限制。
　　
　　高新技术成果完成人和从事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获得的奖金和股权收益，再投入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部门应当公开发布采购信息，为中小企业获得采购合同提供指导和服务，在同等条件下向中小企业优先安排政府采购。
　　
　　第二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开展自营进出口业务，对进出口经营资格实行备案登记制，简化相关手续。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为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考察、招商、商品展销等经济活动提供便利。
　　
　　第二十八条 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外设立贸易机构、兴办实业、开展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对企业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设备、器材、原材料及散件，凭有关凭证享受国家出口退税和资金、外汇管理等支持政策。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设立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整合服务资源，规范服务行为，为中小企业的创立发展、技术创新提供优质服务。
　　
　　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联系、引导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系统。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企业诊断、信息咨询、市场营销、投资融资、贷款担保、产权交易、技术支持、人才引进、人员培训、对外合作、展览展销和法律咨询等服务。
　　
　　中小企业有权自主选择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为其提供服务。
　　
　　第三十条 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应当指导和协助中小企业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自律性组织，支持其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征集、评级发布、失信惩戒等信用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
　　
　　第三十二 条中小企业应当依法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保障职工享有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工特殊保护等权益，为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
　　
　　第三十三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的财产权、自主经营权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得对中小企业实施下列行为：
　　
　　（一）侵占、毁损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其合法财产；
　　
　　（二）违法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摊派各种费用、劳务；
　　
　　（三）违反法律、法规实施罚款、没收财物、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
　　
　　（四）违反法律、法规实施检查、年检、年度复核及审验；
　　
　　（五）非法强制中小企业参加各类评比、达标、培训，并收取费用；
　　
　　（六）其他侵犯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受理中小企业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机制，公布受理程序和方式，依法查处侵犯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或者在中小企业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中小企业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