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2006-2010年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指导大纲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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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办印发2009－201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


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需要，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章为重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规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全方位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基本要求

１．坚持把增强党性作为第一任务，将理想信念教育与能力建设贯穿始终。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引导党员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增强党性与提高能力统一起来，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２．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把握党员需求，按需施教，分类施教，在服务中加强教育培训，在教育培训中体现服务，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广大党员愿意学、学得懂、用得上、用得好。

３．坚持统筹协调，做到经常性教育与集中培训并重。面向全体党员，突出重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抓好经常性教育和集中培训，把党员享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与履行学习的义务落到实处。

４．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建立大规模教育培训党员工作新机制。创新培训理念，完善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拓宽培训渠道，促使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从２００９年起，用５年时间，在切实加强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对未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广大基层党员普遍进行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使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优良作风进一步养成、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主要任务

在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贯彻落实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有关精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党员的实际需求，科学拟定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党员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放在首位，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章和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法律法规和党风党纪教育，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培训。

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党员和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党员的教育培训分别由其所在地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学校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１６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及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一般不少于２４学时。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金融机构党员的教育培训，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２４学时，其中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一般不少于４０学时。

其他各类基层党员的教育培训，均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纳入各级党委干部教育培训范围的党员领导干部，除认真执行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要求外，要带头参加所在单位的党员教育培训。

三、重点工程

——农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工程。着眼于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切实抓好农村党组织书记的培训。通过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将农村党组织书记组织到县级及以上党校和有关培训机构进行集中培训，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４０学时。对新任的农村党组织书记及时进行任职培训。

——新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从思想上入党，切实抓好新党员的教育培训。通过集中学习、党课教育、座谈研讨、主题活动等方式，使每名新党员在入党后一年内至少参加一次集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２４学时，按党组织隶属关系由其上一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大学生“村官”党员培训工程。着眼于培养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切实抓好大学生“村官”党员的培训。采取在县级及以上党校集中培训、到先进村实践培训、请优秀乡村干部传授经验等多种方式，组织大学生“村官”党员在上岗前培训一次，签约期内每年至少培训一次，时间一般均不少于４０学时。

——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工程。着眼于提高党员带头奔小康、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本领，切实加强党员的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将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纳入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等。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与农业、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密切配合，重点抓好农村党员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流动党员特别是农民工党员、下岗失业职工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党员的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努力使他们掌握１门以上技术技能，切实提高创业就业本领。

　　四、工作措施

（一）创新方式方法，激发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内在动力

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党员教育培训方式方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更加务实管用、灵活多样的党员教育培训方法和途径。

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坚持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解放思想、联系实际，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员普遍受教育、群众长期得实惠。

建立健全党员集中轮训制度。加强党员培训需求调研，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分期分批开展党员集中轮训。普遍推行农村党员春训、冬训的培训方式。推广菜单式选学等模式，采取专题辅导、案例分析、交流研讨、知识竞赛、现身说法等方式，增强党员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组织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委负责同志定期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围绕党员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深入浅出地作出解答，使党员思想上受到启发、理论上得到武装。

广泛开设党员“流动课堂”。组织党校教师、讲师团成员、先进典型代表、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等，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流动办学、送教上门，力求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教育课堂。“流动课堂”要紧贴党员实际，从党员最想学到的知识、最想掌握的技术技能教起，帮助党员提高认识、丰富知识、增强能力。

开展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结合党员实际和工作需要，确定特色鲜明的党日主题，组织党员开展学习培训或实践活动。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主题党日教育培训活动。

（二）开发整合资源，构建富有活力的党员教育培训新格局

开发整合党员教育培训阵地资源。完善功能，强化服务，把村（社区）级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服务中心（站、点）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成为农村、街道社区党员教育培训的主阵地。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培训这一办学特色，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依托高等学校、职业技术院校和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科技示范基地等，开展党员业务技能培训。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等，对党员进行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纪律等的教育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要结合实际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积极推进军民共建、警民共建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建设。

优化整合党员教育培训师资资源。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要求，优化整合党员教育培训师资队伍。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都要建立开放式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选聘党校干校和大中专院校教师、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物、科技人员、技术骨干、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等担任专兼职教师。鼓励建立党员教育培训志愿者讲师队伍。完善遴选制度，探索实行师资联聘、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实现优质师资资源共享。

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建设。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党的基本知识简明读本、党史简明读本。地方各级党委可编写制作符合实际、各具特色、少而精的党员教育培训辅导材料。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党员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要，为党员推荐学习书目，提供学习材料。充分发挥图书、报刊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倡导创建农村、社区“党员书屋”。

（三）积极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努力提高党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

继续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到２０１０年底，实现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乡村网络基本覆盖。积极推进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进党政机关，入街道社区、企业和高等学校。坚持重在使用，努力拓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党员电化教育服务的领域、对象、内容、手段、功能，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开办党员教育栏目。整合党员教育培训网络资源，建立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网。本单位建有网站的，党组织要在网站上设立党员教育栏目。倡导建立网上党校，探索运用在线学习、“红色”短信、手机报等手段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积极开发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要建立数量充足、内容丰富、使用方便的党员教育培训信息资源库，加强对电教片、远程教育课件等现代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满足党员教育培训的需要。

五、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要健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党员教育培训联系会议制度，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机关、宣传部门、党校等为成员单位，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安排部署和督促检查。联系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研究解决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纪检机关、宣传部门和党校要健全党员教育培训职能机构，保证足够的人员编制，充实必要的工作力量。基层党委可从实际出发，配备专兼职组织员，负责党员教育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

妥善解决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党委（党组）留存的党费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培训。各级财政在安排培训经费预算时要统筹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国有企业要从按规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中足额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事业单位要按规定渠道合理安排党员教育培训经费。各级安排的党员教育培训经费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中央组织部代中央管理的党费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

加强对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建立党员教育培训登记制度，承担党员教育培训任务的单位要建立学员管理制度和学籍档案制度，将党员参加培训的情况及时向其所在党组织反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推动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和年度工作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本规划的精神制定实施意见。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举证时限设置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 举证时限，临界点，证据交换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1] 。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 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 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 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 pretrial 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 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 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 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 程序。准备8． 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 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 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推翻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