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钒钛资源开发技术创新项目奖励办法（暂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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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正）

（2004年1月14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1月9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七项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家已制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的，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国家未制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的，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地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制定本辖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应当与区域环境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支持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
　　第七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均有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的责任，应当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综合利用固体废物，防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第八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有关规定分类贮存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或者交给有固体废物经营资格的单位集中处置。
　　第九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固体废物产生量和流向等有关资料的档案，按年度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有关情况。
　　第十条　机场、车站、港口、码头应当建设配套的固体废物接收、贮存设施。本条例实施前未建设配套的固体废物接收、贮存设施的，应当在本条例实施后一年内补建。
　　第十一条　运输单位和个人对运输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集，并送交机场、车站、码头、港口等配套设施处理，禁止在运输途中抛撒、泄漏、丢弃或者倾倒。
　　第十二条　畜禽饲养场和屠宰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所产生的畜禽粪便和屠宰产生的废物，防止造成土壤、大气和水体污染。
　　第十三条　执法中收缴的假冒伪劣物品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应当采取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理，禁止露天焚烧。
　　第十四条　发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产生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停止排污，防止污染扩散，消除污染危害，并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鼓励建设跨行政区域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鼓励社会各类主体投资建设、经营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第十六条　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
新建、扩建、改建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其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本条例实施前已建成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达不到国家和省的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治理或者关闭。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单位自行处置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委托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处置的，可以不自建固体废物处置设施。
　　第十八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使用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应当支付处置费用，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拟退役或者关闭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经营者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对有关设备、剩余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残余物进行处理，消除污染。
第二十条　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处理危险固体废物。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安全利用和处置的设备和设施；
（二）有符合危险废物经营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按规定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代为处置。代为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承担。
跨行政区域代为处置危险废物的，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代为处置。
　　第二十二条　转移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高毒性、致畸、致癌、致突变性等高危险废物，应当由取得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集中处置。高危险废物名录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可能产生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制定应急预案。
　　第二十五条　经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无明确责任人或者责任人已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危险废物，应当由该危险废物所在地人民政府安排资金，采取措施，按照有关环境保护规定和标准进行处置，并治理被污染的环境。
　　第二十六条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容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严控废物，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其种类和处理方式的名录，严格控制其利用和处置过程。
第二十七条　采用严控废物名录规定的处理方式处理严控废物的单位，应当申请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处理严控废物。
申请领取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贮存、处置设备和设施；
（二）有符合严控废物经营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八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和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核发，申请和审批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有关材料；
（二）受理申请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初审，上报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三）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作出决定，许可的，颁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不许可的，应当书面告之理由。
最先接受申请材料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正确齐备，材料正确齐备的应当受理。
第二十九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露天焚烧或者使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设施焚烧处理沥青、油毡、橡胶、轮胎、塑料、皮革、电线电缆、电路板、敷铜板、电子电器、塑胶机过滤网、电池、灯管、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二）使用没有采取防渗措施的场所堆放、贮存、处置固体废物；
（三）在江、河、湖、海、水库等沿岸堆放固体废物；
（四）用填埋方式直接处置半固态或者液态废物；
（五）将危险废物及其它有毒有害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处置；
（六）省外、境外的生活垃圾转移进入本省；
（七）在本省经营、处置和利用进口的废旧电子电器类固体废物。
第三十条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国家限制进口类的废物，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进口废物批准证书。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应当符合国家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要求，不得夹带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废物进口和加工利用过程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不可利用的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应当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地区障碍，或者擅自指定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经营者，干扰固体废物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举报的问题，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不制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追究有关市、县人民政府主管领导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未按规定分类贮存危险废物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不配套建设固体废物接收、贮存设施的，或者逾期未补建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所产生的畜禽粪便和屠宰废物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对有关设备、剩余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残余物进行处理，消除污染的，或者未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将高危险废物擅自处置，或者交给没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或者混入其他废物中收集、运输、贮存、倾倒、处置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没有取得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或者不按照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的规定从事处理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不按照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的规定从事处理活动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处理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露天焚烧或者使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设施焚烧处理固体废物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污染，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三）、（四）、（五）项的规定，使用没有采取防渗措施的场所堆放、贮存、处置固体废物，或者在江、河、湖、海、水库等沿岸堆放固体废物，或者用填埋方式直接处置半固态或者液态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及其他有毒有害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设置地区障碍，非法指定固体废物经营者，干扰固体废物正常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检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论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李占荣


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民族经济立法各环节的根本性准则。它是民族经济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表现，反映着立法者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以及受民族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程度。
一、 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
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西藏、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代征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 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
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 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 《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 《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 《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 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② 《浅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经济立法》，白明政，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9页。